本报记者 方敏

因上海原法租界巡捕滋扰，中共一大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召开。为何续会之地定在嘉兴南湖呢？记者近日采访了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陈水林。

记者：有记载，李达等人起初作出了到杭州西湖开会的决定，最后为何改为嘉兴南湖？

陈水林：主要还是担心安全问题。一是担心路上有密探跟踪。代表们把车票买到了杭州，到了嘉兴先装作在月台上散步，然后突然混进人群，如果有密探的话容易甩掉。二是西湖热闹，人多眼杂，怕被人认出来。

记者：选择嘉兴南湖，与王会悟是嘉兴人有关吗？

陈水林：这是原因之一。一大会议的会务工作一直是由王会悟具体负责的。她做事热心、缜密，特别是在危急关头冒着风险主动建议去嘉兴南湖，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可。

此外，王会悟作为嘉兴人，曾在嘉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熟悉南湖一带的情况。相比杭州西湖，嘉兴南湖游人较少，相对安全。王会悟还考虑到一旦发生特殊情况，可以请嘉兴当地的相关人士帮忙。

记者：当时的社会形势如何？

陈水林：选择到浙江嘉兴续会，也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当时上海与浙江都是在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控制下，而江苏则是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势力范围，双方为争夺上海闹到差点开战。再则嘉兴与上海地域相连、往来密切，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开放之地。嘉兴地区思想活跃，新思想广泛，革命志士荟萃，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有很好的革命基础。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党员中，浙江籍的就有好几位。在会议已受到上海原法租界巡捕滋扰、警方关注的情况下，沈雁冰（茅盾）、邵力子等浙籍党员都纷纷支持到嘉兴南湖续会的建议。

再者，嘉兴交通更便捷。上海到嘉兴当时坐火车只需两个多小时，比到杭州近了一半路程，到杭州的话就已经12时40分了，还得辗转到西湖。再回上海最晚的一班火车则是下午6时15分。这样留给开会的时间就很少了，不能“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因此，续会之地定在嘉兴南湖，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