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彭懿 我想做本图画书，让小孩笑，成人也笑

彭懿，文学博士，多年来游走于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既是作家、学者，也是一名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著有《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等理论专著，《我捡到一条喷火龙》《蓝耳朵》《灵狐少年》等长篇幻想小说及《怪物爸爸》《巴夭人的孩子》《萤火虫女孩》等原创图画书。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

作者：彭懿

绘者：田宇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9年3月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内页插图

　　《仙女花开》

文、摄影：彭懿

绘：索焱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8年4月

“彭懿”这个名字，对关注儿童文学、图画书的人来说，一定是熟悉的。但想要清晰明了地介绍他却仍然是个难题，因为可以挂在这个名字之前的头衔实在太多。

他是国内重要的儿童幻想文学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创作的高峰期；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和研究图画书阅读的人之一，13年前出版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对中国图画书推广所产生的作用，怎样讲都不为过；他翻译的图画书有几百本之多，涵盖了日本和欧美的诸多经典作品；从《怪物爸爸》到《巴夭人的孩子》《驯鹿人的孩子》，再到即将面世的《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他创作的十几本图画书也在近几年陆续出版；而在所有这些之前，他是学习昆虫学的理科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开始了兴盛期，到近十年图画书出版的热潮，风起云涌的三十年里，彭懿可能不是最畅销、名气最大的作家，却往往是引入新的概念，创造出新形式的人。借着新书《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将要上市的机会，记者采访了彭懿，听他讲述自己的创作，以及对国内原创童书的观点和评价。

“我不喜欢那种糖葫芦式的结构”

新京报：你这几年出版的作品，图画书占了绝大部分，这是有意的转向吗？

彭懿：2015年出版了最后一本长篇幻想小说《灵狐少年》，后来我就决定不再写长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作品是一种“糖葫芦结构”，他们自己会说是“系列”，设定一个人名，一个班级，用一个个小故事合成一本书，这其实是一种简单、讨巧的创作。我写长篇不是这样，我写的更像电影，从头到底一气呵成，充满悬念。读者可以一口气读完，但是我一口气写成就要写七八个月，所以我觉得特别累，写完之后也很难听到读者的意见，后来就不写了。另外，图画书给我提供了更多尝试的可能，我可以变换很多创作的方法，所以现在把精力都放在图画书上。

新京报：你的图画书也有很多融入了幻想的元素，和写长篇幻想小说相比，两者的差别在哪些地方？

彭懿：对，因为我是幻想小说作家。相比于童话，幻想小说是给更大一些的孩子看的文学样式。幻想小说有不同样式，第一种，很多小说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有一扇门和通道，像《哈利·波特》，开头写他在姨夫家里遭受欺凌，这是现实的，后来他收到霍格沃茨的信，又到车站站台，就进入了幻想世界；再像《纳尼亚传奇》，是有一个壁橱，钻进壁橱就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有一种样式，就像《魔戒》，那个世界跟我们是永远隔绝的。第三种就是我常用的，幻想的事情一下子就出现了，没有那道门，日常的魔法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这种最容易让人相信，图画书比较薄，我一般会采取这种样式，不需要很多铺垫。

跟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所以我创作时会更多地考虑结构特征。比如《仙女花开》，我用了一个民间故事的躯壳，民间故事有很多特征——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没有血腥场面，甚至没有地名人物。但是我最后的结尾是开放的，不是民间故事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过，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更讲究技巧多一些？

彭懿：我觉得有些作家是天生的。而我就得去学习，总结研究。但我觉得走到现在，即便到这个年龄，我还是有激情，想写出好书，不想“生产”。所以我不喜欢那种糖葫芦式的结构，因为这等于就是在生产，像做砖头一样，一排一排非常壮观，但每部作品全是一样的。我受不了，作家不能做这件事情，我必须变化。在那种故事里，前后情节没有关系，你也看不出人物的成长。我写的每部幻想小说，其实都是成长小说，图画书呢，因为它短，所以它凝固的是成长的瞬间。

“我能想出32个屁，就很伟大了”

新京报：你出了几本摄影图画书《巴夭人的孩子》、《驯鹿人的孩子》，还有摄影和绘画结合的《仙女花开》，这些形式都很特别，你是拍摄之后想到这些内容可以做成图画书的吗？

彭懿：是拍摄之前就想做。我以前在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当过五年导演，摄影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之后出过好几本摄影集，配上文字，卖得也很好，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创作图画书。我开始做图画书之后，就突然间想，可不可以创造出来一种特别的摄影图画书？

然后我去拍了《巴夭人的孩子》，当时的想法是，书只要能出版，就是一种肯定，可没想到书出来后卖到14万册，很多妈妈跟我说，孩子特别喜欢《巴夭人的孩子》。我想，是摄影图画书有它特别的魅力，如果是去画巴夭人的孩子，你画得再好再生动，读者看的时候也知道你是画出来的；再像《驯鹿人的孩子》，那些人生活在零下52℃，和鹿生活在一起，没有地种，没有水果吃，什么都没有，只是讲，没人相信，那我拍出来给你看，就有不一样的力量。

摄影图画书这个形式，我没有见别人做过，不敢说国外就一定没有这样的书，但我没有借鉴谁。有一些人不承认这样的书是图画书，但我不在意，我觉得我们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它就是一种样式，它存在着，我就觉得很满足。

新京报：现在摄影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彭懿：我每年有大半年都在外面跑！前一段时间我在新疆拍下雪，拍白桦林，可惜一直不下雪，以后还要去。今年7月份我要去意大利拍多洛米蒂山，10月份去英国拍一片迷幻的树林，我在西班牙也找到一片树林，也拍了几十天，就在那里等雾，等光。这些题材都在那儿，就好像自己有个抽屉似的，有时突然受到一点启发，就可能创造出来一本特别的书。

新京报：你接下来的作品还有什么样的尝试？

彭懿：我一直想尝试但又最难写的，是荒诞童话。有一套书《晴天有时下猪》，画家叫矢玉四郎，他写得非常荒诞，但又符合逻辑。你看了就会觉得，这么荒诞搞笑，他怎么能想出来。我想往这条路上走，但特别难，因为我不是那种天才。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就是一本脑洞大开的爆笑荒诞的图画书，之后我还会和画家田宇合作一本图画书，同样是这个风格。我们想做成一本闹剧，让孩子充分释放他的天性。总给孩子读温情的图画书当然也可以，但有的时候需要这样搞笑的书，我觉得这才是最贴近孩子天性的。我想做出一本图画书，每一页都让人笑，不只是小孩笑，成人也笑。

新京报：国内原创的图画书，这种搞笑风格的确实很少，温情传统还是占据了主流。

彭懿：因为它特别难。我们的图画书多是传统、礼义、教育的，所以我一直想尝试。国外经典的图画书有很多这种风格，真的是没法超越。比如关于屎尿屁的，《是谁嗯嗯在我头上》就特别好，我第一次给小孩讲那本书，他笑得不行。还有宫西达也的《好饿的小蛇》，特别简单，但我想一辈子也没想出来，人家就想出来了。

这种故事太难想了，所以我觉得我能想出“32个屁”，就很了不起很伟大了（笑）。而且田宇画得很精彩，屎尿屁的问题是容易脏，但他把屁画得像烟花一样，非常绚烂，变成一个狂欢，特别好玩。我在现场给孩子讲这个故事，孩子会笑得滚到地上。我觉得，一本图画书让人享受了这样一段阅读时光不就够了吗？故事的魅力是最重要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