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展而辐射的纽带层累且升华的意义

——“长城文化带”内涵探析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正式提出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构想。这“三个文化带”在之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和解读。其中“长城文化带”既是一个线形的文物保护对象，也是一个“大遗址”类型的文化遗产项目，它的概念属性及其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基于“长城”“长城地带”“长城文化因素”等概念的总体架构

长城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为了保护农业文明地域、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而在农牧交错带修筑的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大型墙体建筑群系。除了墙体本身外，还包括关城、城堡系统（墩堡、营城、卫所）、烽燧系统等附属建筑，它们一起组成了复杂有序的长城防御体系。长城总体上是一种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是人类活动对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做出的一种回应。

长城地带由长城防御建筑体系与受它辐射、影响的地域两部分组成。其辐射和影响的空间方式是以长城防御建筑体系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受地貌和人居环境的影响，辐射的距离有近有远，范围可大可小，内涵上可分为经济生产和民族文化两个大的层面。长城地带的空间构成与其说是长城建筑体系对周围地区影响与辐射的结果，倒不如说它是人类活动在具有相同、相近的地理区位（标示气候带的农牧交错带）、地貌特征（多为高原与平原间的侵蚀山地、山地内部不同流域分界线等）地区的必然产物。长城的出现给它分布的地理空间确立了一个明显的标识，包含着地理环境、经济生产、军事政治和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长城作为一种符号和标志，实质上反映的是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与之有关的文化因素，内涵相当丰富。我们可以把这些与长城有关的文化因素称为长城文化因素。长城地带是靠长城文化因素识别和串并形成的特殊地域单元。只要是由于长城的存在而出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称为受到长城文化因素影响的研究内容。反过来，促成长城修建和发展变化的地理环境和各种人类活动也是长城文化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文化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长城地带表征的气候带区位特征，大体上区分了中国南温带与中温带。（2）长城本体盘曲延伸之形态反映出的地貌环境特征。长城以北多为高原，以南多是山地丘陵、盆地甚至是平原；或沿山脊盘绕、或断谷设关、或平地起塞。（3）长城地带不同经济生产方式及其技艺反映的差异性生计模式，其空间分布既是天然的存在，又凭借长城的界限作用显得更加清晰。（4）政治军事界限的因素。长城两侧的历代政权常常把长城作为一种界限或者屏障设施。（5）长城地带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能反映这一地带环境、经济和政治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长城文化带是用长城文化因素的标尺判断、衡量长城地带而形成的一个文化遗产学概念，具有地理空间和文化内涵两个基本属性，是长城地带更高层次的一种理解和展现形式。长城文化带还可以理解成是用广义文化的视角审视长城地带，重点关注长城地带的文化内涵。我们认为可以把长城看作一种文化符号，它是中华文明内部各区域文化之间碰撞、交流的历史见证和遗留物。它虽然彰显着明显的地理区域界限的本质，但从民族国家的层面审视，它更是一种文化融合的象征、具有很强的标志性。长城文化带是建立于长城、长城地带和长城文化因素等概念之上的总体架构。

长城文化带的基本要素和五大属性

长城文化带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长城本体的建筑要素。二是其分布的空间要素，长城文化带以长城建筑体系为主体向两边辐射并逐渐延伸开去，由集中向分散，由分散到点状甚至经由交通线路可到更远的地区。三是其存留的时间要素，就北京地区及燕山南北地带而言，有战国、秦汉、北朝和明代等几个主要的修筑和修缮时期。四是其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要素。

长城文化带具有地理、经济、民族、政治和文化等五大属性。它们在各个层面、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长城的内在文化因素，烙上了长城文化的特色。

地理区域界限的属性。从地理上看，中国历史时期修建的绝大多数长城主要位于北方山区，这里是更北的高原地貌与中原平原地貌之间的过渡地带，属于侵蚀与剥蚀的山地地貌，是中温带和南温带的过渡区域。坐落于一定地理空间之上的长城文化带，其差异性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特征是其重要属性，不同地貌及气候环境下的长城，其形态、风格、特征都有所不同。

差异经济生产方式界限的属性。正是由于地理区位和地貌条件的差异，长城文化带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过渡性和分界性。这里既有与北方草原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经济形态，又有与南部平原地貌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形态。就北京长城文化带而言，北齐和明以来的长城多集中在整个过渡带的南部，因此农业经济和山林经济相对较多。而北京长城文化带以南的平原地带，在农业耕作方式、农谚甚至是某些作物的栽培经验和技艺等方面，都与长城文化带以北高原地区的游牧经济有着天壤之别。

民族分布界限的属性。长城是区域界限的标志，不同的区域生活着不同的民族，所以长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区域划分的界限。长城地带相同、相近的地理环境是族群归类组合的基础与链条，可以统属具有相同和相近习俗与文化的各地缘民族。由于长城地带本身就是一个交流融合之地，因此各民族间在文化上又有较多的融合性和互通性。比如生活在长城文化带的山地、山间盆地、河谷乃至丘陵地带的一些民族，他们一方面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长城地域的共同影响，创造了相同、相近的经济与文化成果。而长城文化带以南的农耕民族和以北的游牧民族在各自的语言、文献、民俗、礼仪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别，这种民族及其文化的差异性很显然可以通过横亘其间的长城文化带加以区分。

政治军事平衡相持界限的属性。长城文化带也是南北两侧历代政权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军事平衡界限。长城地带是天然的地理界限，这里分布着不同的民族与群体，历代南北政治实体多兼用军事手段或政治谋略，通过封闭或开放的方式对待和管理长城地带。长城文化带往往就是其各自核心区域间的过渡地带或边界、且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属性。长城文化带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仅是其内部各区段之间的互动，同时更多的是长城文化带外部南北方更广阔地带之间的文化交流。长城文化带堪称南北文化碰撞、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位于南北两大文化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分界作用。长城地带存在传统地理通道的部位通常逐渐发展为文化互动的枢纽，通过这些枢纽交流互动的文化内涵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之，长城可看作是长城地带的一种标志，长城地带就是用长城这一非常明显而又特殊的标志物指称其分布空间的一个概念，涉及地理环境、经济生产、军事政治和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内涵。这些基本内涵也决定着长城文化因素的主要构成，具有和反映长城文化因素的地理空间和生活其间的各民族及其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综合体便是长城文化带。这些区域内凡是具有长城文化因素的历史文化现象都是长城文化带研究的对象。如选择与北京有关的部分来重点研究，并着重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解析和考察长城文化带的各种遗产项目，可为北京“三个文化带”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可资借鉴的成果，从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服务。

　　（作者：马保春，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