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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恐惧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Jessie已经去世，不会再回到学校上课，但她会得到安息。虽然我们会伤心和难过，但我们应该更懂得珍惜生命，积极生活，好好地爱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Jessie(梁颂诗)生前就读的学校，班主任面对同学们的悲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说了这样一段话。

9月1日是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但在开学典礼来上，却缺少了几位学生的身影。他们就是此次人质事件中遭遇不幸的几个孩子：已故的梁颂诗、梁颂仪，幸存但未复学的汪氏姐弟和傅泽贤。

许多孩子通过传媒报道已经了解到这次发生在暑假的人质事件，加上许多小朋友也认识当事人，所以受影响的学生范围非常广。有些孩子对于事件难以理解，不愿意上学，生怕一离开父母就再也见不到他们；有些认识当事人的孩子，由于伤心，开始变得沉默，不愿与人接触；年纪小些的孩子由于受了惊吓，甚至会行为倒退，出现尿床和过度依赖的现象……

相关学校评估了事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程度后，专门给家长发了信并对课程表作出了调整，以便安排班主任辅导课。香港教育局也为每个学校都派出了专门的教育心理专家。这属于教育局危机应变小组的一部分，每逢学校内发生任何事故，比如老师或学生伤亡，这个小组就会启动，专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心理辅导。

失去了双亲的汪氏小姐弟，至今还与姑妈一家住在一起。刚回到香港时，两姐弟的情绪非常失落，见到父母生前用品，比如父亲常用的背囊，也会伤心落泪。因此，照顾他们的姑妈一家会尽量避免谈起这次事故，以免他们伤心。等他们情绪平稳后，也带着他们一同逛街吃饭，尽管在记者与姑妈谈话时，两姐弟一直躲在亲人身后，一言不发，但态度还是友善的。社会福利署的心理学家与姐弟俩交谈后认为，虽然他们的心情已经逐渐平息，但还没有到可以复学的阶段，需要等双亲丧礼过后再观察。

荃湾官立中学已经在开学前安排了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到校，为15名汪绰瑶的好友设立小组工作坊，一起定了计划，协助绰瑶重返校园。

在开学典礼上，荃湾官立中学和许多学校一样，安排了一分钟默哀仪式，表达全校师生的哀思。校方也邀请了“童军知友社”的督导主任，以“生命教育”为题向全校演讲，鼓励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加强逆境自强的能力。教育心理学家和社工也出席了集会，观察学生的表现，希望能及时支援情绪有困扰的学生。

“直接认识死伤者的儿童，他们的焦虑就更大。因此需要学校提供一些纪念仪式，如追思会、悼念仪式等，让他们有渠道去悼念死者，为生者加油，把伤痛情绪转为正面力量。”刘家祖医生认为。

从劫难发生的那一刻开始，香港政府与社会所组织起来的心理辅导专业队，在第一时间介入，并迅速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行动。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就聘请了全港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开始为市民提供服务。但最初，这种服务并不为人接受。1993年除夕，兰桂坊发生人踩人的惨剧，多人死伤，消息震撼全城，但在心理学会为市民组织的特殊事故压力解说会上，市民反应冷淡，到场的心理学家比事件中的受害者还多。如今，不幸遭遇变故的香港市民，已经离不开专业的心理辅导。

美国发生“9·11”事件当晚，纽约市市长在接受CNN访问时曾说过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纽约市，当然是大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件事发生在世界上为此类事件已做出最好准备的城市。”

那么，假如劫难发生在这里，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