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国民相互间的恶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国家利益的纷争，也有价值理念的冲突。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含糊其辞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态给日本以强大压力，再加上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议、毒饺子事件等，两国国民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难说，这种相互间恶感的消除是“不能”，还是“不想”，比如，就战争问题，日本抱怨，他们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道过歉，但却始终不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居满意，而在中国，则经常性地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中日两族交往数千年，交恶的历史不过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生产知识，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已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国虽饱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获益颇多。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 “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日本比中国先向西方学习一步，为中国充当了一个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已经确立优势后，一部分日本精英还曾考虑过日本从文化上反哺报恩中国的问题，因为日本古代从中国所获非常之多。
昔日的学生已变成了老师。1895年3月，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昏馈而腐败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们鄙视的“倭人”、“蕞尔小国”的励精图治。伊藤博文还是一名年轻武士时，曾经纡尊降贵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35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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