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去京都吧”
1989年12月，日经股指冲到了38915点的历史高位，房地产价格也不遑多让——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比是，在泡沫经济的最顶峰，东京都的地价超过了全美国地价总和，而卖掉整个加州，甚至只能买下日本皇宫这一小块地皮。这是最后的疯狂，到了1990年，股市暴跌，楼市也开始走低，一些公司倒闭了，一些人破产了，但是人们身处其中，会觉得一切只是暂时的，而不知道，历史正在关闭一扇上升之门。
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认为，1990年是日本与全球历史的一个断限时间。1989年1月，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此时正是东欧革命的前夕，冷战行将终结，而在冷战中形成的1955年体制也开始出现裂缝——同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受重创，首次失去多数席位。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自民党主导的以折衷与妥协为特征的高度成长政治难以延续，官僚体制、学校与企业的集体主义这些原本支撑着战后日本发展的各种机制也纷纷开始露出破绽。在199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陷入腐败与分裂中的自民党未能获得国会半数议席，沦为在野党，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崩溃了。
两年后，日本的失业率自1955年以来首次突破3%。“凭努力而非凭业绩”在其他国家往往被视作失败者的托辞，但在战后日本，这句话却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盛田昭夫口中的“命运共同体”渐渐不堪重负，“凭努力”也遭到“凭业绩”越来越多的挑战，日本人迫不得已地开始转向一个更加自我负责的社会，被视为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
我们到达东京第三天，酒店里送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巨大的新闻照片：商铺打出密密麻麻“完全閉店”的黄底红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低着头从店门口经过。图注写着：日本的内需如此不振，而通缩如常，以至于货币调控对它已经不灵了。而日本四大经济类周刊之一的《钻石周刊》这一期的封面是4个粗黑大字：“解雇解禁”，讨论的是在不景气的当下，正社员(正式员工)的铁饭碗也有可能不保的问题。在“解雇解禁”4个字下面，有一道充满裂痕的墙，墙外面，衣着随便的年轻派遣社员(临时工)有人奋力往上爬着，其他人则举着电钻和斧子，气急败坏地砸墙；墙里面，西装革履的正社员冷汗涔涔，手足无措。
2010年，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第20年，《纽约时报》试图为它重新画像：“在迄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不能自拔。在此过程中，这只昔日的经济猛兽已雄风不再，失去了在全球经济中的傲人地位……如今，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竭力摆脱债务及其自身的房产泡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日本当下的黯淡处境视为上述国家的未来走向。”
世森清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日本上班族中年薪在200万日元(约合16万元人民币，一般被认为是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以下的占总数的23.3%，这个数字比1994年提高了5.6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百元店”的遍地开花，以及优衣库和ZARA这样的低中端品牌的流行，前者几乎占领了东京的每一个大的街区并造就了日本的首富，后者用大前研一的话说，“价格中低阶层，感觉中上阶层”——这样的群体已渐渐成了消费的主力。在周末夜晚的浅草，人们在大排档觥筹交错，不亦乐乎，到了时间，却要立即起身去赶最后一班电车，710日元起步价的出租车，现在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太贵了。东京的通勤圈也许仍会扩大，但是一些卫星城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二十多年前，人们抱着“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在郊区买房买地，以为这里迟早会变得和城区一样，未料到泡沫破灭，卖场倒闭，电车班次减少，一到夜晚几成“鬼城”。
但日本仍应感到庆幸，在它的经济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建立好了一个稳固的制度：法治、财产权和自由的媒体。在它的人民开始变老前，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已经得到相对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曾在1980年代的日本住过，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东京，惊讶地发现了两点变化：“一是我们曾经的邻居都变得更富了，在过去的10年中，整个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现在比‘日本可以说不’的时代大为不同了，更为谨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围上都更加地‘向内看’。”
许多事情早有预兆，还在1980年代，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就开始抱怨，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不愿加班，对假期没有一点“抵抗感”。这些“60后”被媒体称为“新人类”，他们性格内向，稚气未脱，自称为“外星人”，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喜欢用“真的！”“不可置信！”这样简单的形容词，他们喜欢阅读漫画，对《朝日杂志》和《世界》这样的严肃刊物感到“困燥”……如今，派遣社员已经占到了日本上班族总数的1/3，这会进一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和父辈相比，日本的年轻人或许更“宅”、更“草食”，不把工作当作生活，对外面的世界意兴阑珊，但是看一看新宿、池袋街头粉红色的游戏厅里，无数下了班的中老年人玩弹子机时的专注神情，谁又比谁更不寂寞呢？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喜欢一个“向内看”的日本，嚷着说这个国家“要完蛋了”，而在距离东京数百公里、只有十几万人口的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却说，在泡沫破灭之前，日本人总想着如何赶超别人，现在却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未尝不是好事。
对于日本国民诉求的变化，女作家酒井顺子说得更加明晰：“泡沫崩垮，景观恶化，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人们都涌起一股清静和寂寥感，此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处。在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跑遍各国、看尽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欧美人的地盘跟他们决胜负，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解决办法就是不穿晚礼服而穿和服……于是女性开始舍西洋花艺改学花道，舍西洋草书改学书法，舍精品名牌包改买和服，舍剧团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开始去京都……JR东海线也用广告鼓吹：‘对了，去京都吧。’”
“我不认为日本在1990年以后是简单的衰退和滞涨，”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说，一些欧美学者来到日本都感到不解：这个国家是在衰退吗？他们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萧条场景，整个东京仍然灯红酒绿，“这20年，不仅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调整，整个日本社会也在进行一场大的调整。”
“春花秋月杜鹃夏，冬雪皑皑寒意加。”这是道元禅师的一首和歌，题名《本来面目》。日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川端康成看到的是美丽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看到的则是暧昧的日本。日本很晚才拥有自己的文字，却在创造出文字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个民族似乎习惯了跑步前进，然后迅速地穷尽未来，也耗尽自己，他们如此之快地冲在前面，每个国家都能从日本身上看到自己——你想知道些什么，你就在什么样的日本。
(参考资料：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化》；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三浦展《下流社会》；卓南生《日本社会》；佐藤俊树《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艾伦·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鹈饲正树等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大前研一《M型社会》；山本七平《何为日本人》；酒井顺子《都与京》。特别感谢胡一平女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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