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陷入困境
新闻集团正在经历一场旗下《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窃听风暴”。对全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这场丑闻动摇的不仅仅是新闻集团的根基，更破坏了新闻自由与新闻良知的基本准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表达的“天赋人权”基石之上，通过新闻自由来制度性地保障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默多克本人喜欢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他不断“勤奋”地指导他的编辑记者改变传统的新闻理念，以更“自由”的方式报道与处理新闻。他甚至要求纳入旗下的《华尔街日报》改变其一贯坚持的严肃报道的内容，“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哪怕是刊登女郎照片来吸引工商硕士也在所不惜。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处在默多克的控制之下，默多克的“新闻口味”便在世界范围影响了传媒的品质，影响到新闻文化环境。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制造争议的小报内容成为普遍的新闻标准。为了占有市场而毫不顾忌地触犯道德底线、法律禁区，成了默多克以及他的新闻雇员对新闻自由的独特理解与实践。
窃听事件的根本是新闻价值观、道德观的错误,是新闻的“自由”操作埋下的祸根。（林昊）
是谁的纵容导致了“窃听黑幕”？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愈演愈烈，“窃听黑幕”之水越来越深，已不是一起简单的偶发事件。有英国媒体评论说，这起事件动摇了公众对警察、媒体和政界的信任。这三者交织而成的社会生态，成为拉扯“窃听黑幕”的有形无形之手。
《世界新闻报》能够顺利践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新闻”的价值理念，背后可能有权力机构的影子。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媒体主管库尔森在担任《世界新闻报》高级编辑时，就曾宣扬“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新闻”，而以贿赂向权力寻援用来“铺路”。
据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警察局长斯蒂芬森曾多次接受《世界新闻报》的“美意”。公众不禁会问：这样的司法能“独立”吗？它们对窃听的调查、执法，会“公平”吗？
《世界新闻报》一而再、再而三侵犯公民权利，政府的监管和对人权的尊重却明显缺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指出，窃听事件“几乎成为英国的治理危机”，“人们感觉事态已超出控制”。
此次窃听丑闻发生后，英国媒体陆续披露：传统严肃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窃听英国前首相布朗，而《太阳报》等媒体在10年时间里，也参与了对布朗的窃听。《世界新闻报》丧失职业伦理、越过社会底线，虽令公众震惊，但其所做所为并不是孤立发生的。
《世界新闻报》在其最后的社论中曾说：“我们迷失了方向。”对此，英国的媒体、司法和政界同样应反躬自问：自己在纵容“迷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让社会生态能有清晰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