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时间节点看，在2011年3月前，叙利亚局势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无大的区别，甚至是抗议浪潮发生最晚的国家。但是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使叙利亚反对派受到极大鼓舞，并使反对派在斗争形式上发生从和平抗议向武装斗争的转变，在斗争目标上发生从政治改革向推翻现政权的转换。

其次，美欧等西方国家极力推动叙利亚问题利比亚化，从始至终坚定推行以颠覆叙利亚现政权为目标的外交政策。从外交施压到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从唆使阿拉伯联盟施压到推动安理会决议，从为反对派创造外交空间到经济和军事支持，西方采取除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所有政策，目的就是颠覆巴沙尔政权。因此，西方对叙利亚政权和反对派的政策失衡，是导致叙利亚局势不断向利比亚化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最后，地区组织和地区国家出于自身私利推波助澜，导致叙利亚成为地区内势力介入最多的国家。在阿盟内部，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除希望尽快解决叙利亚问题，避免“阿拉伯之春”冲击海合会国家的现实考虑外，另一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就是希望通过颠覆巴沙尔掌握的什叶派政权，切断伊朗试图建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联盟”的中枢环节，进而削弱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影响。在阿盟外，过去与叙利亚关系不错的土耳其则借中东变局推广“土耳其模式”，通过南下东进主导地区事务，为反对派提供国外大本营。

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如果中东政治变革换取的是完全倒向西方，使自身命运操控于他者之手，无疑将是更大的民族悲剧，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干涉对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亚非阿拉伯国家在干涉内政问题上与西方的价值趋同，对国际关系民主化无疑是种危险倾向，同时也是西方主导的新干涉主义扩大化的表现，更是中国外交必须正视的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刘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