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根本没有这个原因，没有，我从没想过报复发动政变的施里马达亲王和朗诺，但我一直都奉行着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我知道，我必须战斗。

解说：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西哈努克都在北京，他只有1973年被获准对战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1974年3月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朗诺的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在1975年4月17日这天，红色高棉部队攻克了金边市，朗诺政权彻底崩塌。

诺罗敦·西哈努克：朗诺和施里马达，他们为了能在柬埔寨占据高位背叛了西哈努克，他们必须依靠美国，当美国不得不抛弃他们时，朗诺就只能带着钱和老婆跑到了美国，而结果却是红色高棉占领了金边，夺取了政权。美国失去了对整个印度支那的控制，同时印度支那国家也丧失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机会，柬埔寨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

解说：从波尔布特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西哈努克就一直待在北京，他刻意地与红色高棉保持着距离。

诺罗敦·西哈努克：1975年9月，我在毛泽东的寓所见到了他。他跟我说，不要再过流亡生活了，我应该回柬埔寨去。乔森潘也收到了毛主席的通知，他陪同我和夫人一同会见了毛泽东。毛主席告诉这位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请他们允许莫尼列王妃的儿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起住在皇宫，但是他没有提到我其他的孩子，所以他们被送到了农村，送去了农村啊。

红色高棉政府宣传影片：在革命组织英明和正确的领导下，柬埔寨已经成为了巨大的工地，开展建设的沃土。

诺罗敦·西哈努克：我没有看到过刑场，实际上我也是被关在皇宫里的犯人，完全被囚禁了，我只能见到一个人，就是乔森潘，他有时来皇宫，也只是打个招呼，你好，过得怎么样？我曾经试图争取他或者波尔布特允许，比如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能看到孩子和孙子们，但是他却说不行，不行，他们离金边很远，他们身体很好，在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请不要老想着家庭生活，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国家、祖国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家庭生活。

曾子墨：1975年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回归祖国，西哈努克请外交部接待人员尽快将这一消息告诉毛主席和周总理，并要求向两位领导人告别辞行。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身体状况不好，嘱咐当时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为哈努克及其家人送行。西哈努克十分感激地说，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慷慨的，兄弟般的无条件的，多形式的支援，使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相信，今后中国仍然是我们柬埔寨的头等支持者。在回国前夕，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使刚返回柬埔寨3个月的西哈努克亲王深感悲痛，他向波尔布特提出回北京吊唁，向周总理表达他最后的敬意，但因波尔布特对他的请求不予理会而未果。

解说：红色高棉的残暴统治让西哈努克失去了很多儿女和亲人，他无比憎恨红色高棉，然而赶走心腹大患波尔布特的恰恰又是他憎恨的侵略者越南，西和努克的内心无比的矛盾。

诺罗敦·西哈努克：第一，我谴责越南军队入侵独立的柬埔寨，第二，我承认越南人的干涉使我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否则我的人民现在根本没有自由和快乐，而我更不能活到现在，但是作为一个柬埔寨人，一个高棉人，我对越南说不出感谢的话，我宁可死在红色高棉人手里，也不愿被越南人解放，生活在失去独立的祖国。

解说：在纽约，西哈努克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身边红色高棉成员的监视，在一家饭店的电梯里，当他站在红色高棉人背后时，他决定想办法逃跑。

诺罗敦·西哈努克：在电梯里，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凌晨两点，两点，请把我从红色高棉人手里救走，把我带到纽约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使团。所以在电梯里，红色高棉的大使们背对着我时，我正好和一名联邦警察派来的警官站在一起，他叫梅泽。我把纸条塞给他，他以为我是给他钱，连连说不。我说，我示意他这不是钱，而是其他东西，他这才把纸拿走，凌晨两点，我跟着梅泽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