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个人崇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内明确不准反对个人崇拜，而要搞个人崇拜。以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为起点，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公开提出来了。面对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林彪从毛彭冲突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于是，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造神运动”。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利用讲话、谈话、下达指示、主持起草会议文件、给《毛泽东选集》撰写介绍文章等各种机会，一再颂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次赞颂毛泽东的机会。
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革”开始。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头脑发热了，不谦虚谨慎了，不实事求是了。与会代表纷纷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林彪却作了一个与整个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他说：“困难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本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失误及其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但林彪反而说这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阿谀之相显露无遗。
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论，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0)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1)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中国人民人手一册。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最终形成以下一些观念：
第一，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三，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三条也是“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
其实，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的真实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为自己抢班夺权奠定基础。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但到了1970年12月前后，毛泽东开始指斥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毛泽东这一态度使个人崇拜在形式上有所收敛。
“文革”时期，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面对林彪集团的兴风作浪，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是支持的，他批准了林彪的“5·18”讲话，决意做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钟馗”。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他并不满足。九大以后，林彪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发难。他们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大肆宣讲所谓“天才”问题，竭力称颂毛泽东是“天才”，藉此吹捧林彪的“天才”，并且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做国家主席的意见，鼓吹设立国家主席，提出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企图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林彪集团向党发动进攻的一个锐利武器。但林彪集团的拙劣表演暴露了他们的夺权野心，使毛泽东对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用意以及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即找林彪谈话，对他提出批评。正是这种认识，使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一方面为“文革”前期的个人崇拜辩解，另一方面对个人崇拜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个人崇拜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毛泽东虽然提出没有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但当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群众性的个人崇拜的风气，他对待群众热情的一贯态度是加以引导而不泼冷水，因此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仍然只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废除个人崇拜。此后，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同“文革”前期相比，的确有所降温，这一方面与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有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