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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竟日天阴，无烈日，亦是天公作美”

　　六时半起，七时许至大操场集合，系中师生眷属同为二小队，队各六人，旁行者提五角星红灯，出南门时云亦加入。八时许搭车至西直门，复整队步行，至新街口，同人、同学恐余等太吃力，为雇三轮至端王府夹道北大工学院小憩，又搭车至西单迤北某胡同口，舍车归队。十二时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天安两门之间，原有银杏等树又被清除，殊觉可惜，然非此不能成为广场也。场中整队来集之单位已甚众，闻多至二十万人，每人只得两三尺隙地，除起立与席地坐外，无回旋可能。三时准时开会，主席坛报告略可闻见，但不清晰，扩音布置尚欠周密，坛上人众及坛下阅兵，则均渺不可接，自四时至八时，除时坐时立观看人头攒动与旗旌扬外，一无所见。只五时许有飞机小队绕场三匝，入晚有连珠花炮迸发，为略破单调与厌倦，余坐多于立，更不免坐井观天之感，云之光景略同，好在所携食品不多，且知所以量入为出，竟日未尝发生便溺之需要，否则更将不堪耳。八时始出场，作提灯游行；清华人数特多，仪仗队尤整饬，过天安门前时，似曾受当局特达之措意，稍稍弥补在场时局促难安之情态。队伍至长安街南长街口时，余与云及其它三四同人即退出，另搭三轮至西直门站，候至十时半又归队，惟因调遣车辆仍须久候，徇同学意，先搭客车返校，亦已十一时许矣；大队返清华园则在午夜二时以后。余体力尚可，游行时出汗较多，余无所苦，设云未同行，或将支持全程；惟云居然亦颇能撑持，则殊出意料，竟日天阴，无烈日，亦是天公作美，云略贫血，最晒不得也。（辑自日记。潘光旦为社会学家，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社会系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曹禺：“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

　　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1949年以后，心里好过了。（辑自赵浩生1979年的采访：《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曹禺为著名作家、戏剧家）

　　夏衍：“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上午10时半到车站欢迎苏联代表团，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红军歌舞团同来。我拍了照。

　　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3时15分毛主席宣告政府成立，朗诵公告，阅兵。

　　休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后，他约刘晓和我谈了今后转外交部工作的问题。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辑自日记）

　　10月1日，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泫然欲涕。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终于像旭日东升一样，重新站起来了。我自己，也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喜讯告诉已经牺牲了的同志呢？我想起了郑汉先、庞大恩、何恐、童长荣、洪灵菲和柔石、冯铿……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毛主席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当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进军西南谈到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说过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的话，但千万不要忘了迫使红军长征这一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要开始建设了，忘记了这个教训，“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他说，建党二十八年来，我们犯过两次大错误，一次是1927年的右，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一右一左，都大丧元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他一边抽烟，一边加重了语气说，这一右一左的根子，都在于教条主义，今后可千万不要再犯了。（辑自《懒寻旧梦录》。夏衍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开拓者文学艺术家、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