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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随着对遵义会议的深入学习研究，我认为，对遵义会议不宜孤立地作为仅仅是三天(1935.1.15-17)会议的历史事件静止地来看，遵义会议经过了会前酝酿准备、会议转折、会后延续完善这样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所谓“遵义会议的延续”，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造成的。按惯例，会议决议应在会议结束前原则通过。由于遵义会议的结果完全出乎主持人预料，博古会前准备的原以为作为会议决议的所谓主报告被否决，不能作为会议的主题材料和会议决议通过。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或主要观点，会议通过了四条重要决定，但是未来得及形成一个系统规范的综合性的文件作为会议决议并通过，因此，指定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会议情况另行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常委分工，主要是博古因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受到大家一致批评，“三人团”被取消，其总书记职务已不可能继续做下去，应该调整；毛泽东新进常委会，也需要明确具体工作职责。但由于战事紧张，这些工作都未能及时进行，部队于1月19日一早又匆匆离开遵义北上。可见遵义会议的工作并未结束而是需要延续。后来的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上，才解决了这些问题。

问：可否具体谈谈？

张：以苟坝会议为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但这个“军事上的帮助者”不是职务，具体工作也未明确。3月5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撤离前夕，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力度，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但众所周知，在3月11日的苟坝会议上，政治局召开军事会议，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发生了重大分歧。唯一坚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毛泽东，情急之中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表决结果，大家还是坚持要打。意味着毛泽东任职仅7天的前敌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由于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当天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乡间田野小道来到周恩来的驻地“长五间”，再次陈说利害。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没有按白天的决议发出作战指令，而是次日(12日)早上再次召集会议，陈说原由，两人一起说服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次曲折反复，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精干的领导核心，及时全权处理重大军事行动，以免动辄召集人数众多的政治局会议，贻误军机。这一建议被采纳，遂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起草并通过会议决议、常委分工，以及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遵义会议通过的四条决定有了完整的落实，从而给遵义会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民主集中制的胜利。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遵义会议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问：最后请您概括地谈一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我们党和红军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

张：通过研究可以看到，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专制作风，使党和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这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恶果，同时也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而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博古是党的总负责人，如果不是因为实行民主，注意倾听各种意见，通道会议以来毛泽东的意见难以被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难以以多数当选政治局常委；而苟坝会议时，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如果不是周恩来认真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及时改变成见，停止发出攻击打鼓新场命令，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这说明只有坚持发扬民主，让人说话，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事物发展最终会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可以说，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民主集中制的胜利，更是全党全军的胜利。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遵义会议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本报记者 刘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