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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心理性风险

文化心理性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形成各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风险。亨廷顿曾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28〕换言之，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极易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社会不满、不信任、隔阂和焦虑情绪就会与日俱增，导致仇富、仇腐心理的出现和平均主义心态的复发，从而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

1．平均主义心态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发展落后的地区和获益较小的社会群体不满改革现状，甚至否认改革的成就。特别由于资源的差异性拥有，社会基础阶层具有较强不平等感，这就会加剧他们的平均主义心态，尤其是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其平均主义倾向更浓。平均主义追求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要求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相似或一致的回报。平均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劫富济贫”，但与一般的剥夺现象有所不同，它是多数人对少数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剥夺。〔29〕也即是说，平均主义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首先，平均主义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容易抹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丧失活力。其次，它过分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而不考虑劳动者的成果和贡献。这样既使得缺乏竞争的氛围，无法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才不能尽其用”，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经济的发展。再次，平均并非等于公平、平等，其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削高平低”、“劫富济贫”，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导致新的不公，引发社会的动荡。可见，平均主义已成为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负面拉动力量之一。〔30〕

2．社会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结构包括组织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每一个社会得以良心运行都需要这两种不可或缺的信任，它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和保障。相比较而言，组织信任对社会影响更大，其实质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而“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31〕。目前，信任危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又一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两个层面。一是政府信用危机。具体来说，政府的诚信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寻求各自政绩的最大化，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些政府部门践诺能力缺失，推卸责任，无法兑现其对公众承诺，难以取信于民；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欠缺，知法犯法、欺压群众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政府形象的下降；政府信息不公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政务不透明。一项有关“政府信任程度”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但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32〕二是企业诚信危机。首先表现为社会责任〔33〕的缺失，如拖欠工资、违约、制假、虚开发票、偷逃税款、污染环境等，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滑。据调查，76.2%的企业存在“拖欠货款、贷款、税款”现象，63.2%的企业曾经“违约”，42.4%的企业有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34〕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诚信缺失”的极端表现。其次，表现行业垄断，损害民众利益。近年来，一些行业景象联合提价凸显了这一问题。 如“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在2006 年底至2007 年7月间多次串通方便面企业联合涨价。〔35〕并由此引发了全国一股涨价的狂潮，如乳品业、豆制品企业、中式快餐企业等竞相进行联合涨价。垄断的最终结果便是这些垄断行业获取高额的利润，民众的利益受损。总之，社会信任的缺失既会严重削弱经济内需拉动力，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严重削弱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会引发社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