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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论”，即认为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失衡关系，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2009年初，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戈夫在法国《回声报》发表题为《中国能否避免危机？》一文认为，“在全球衰退开始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性已经受到怀疑。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经济学家估算过，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如此高速的增长，那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扩大到无法维持中国现有水平的程度。”“更好的办法是，设法通过内需来弥补美国需求的下降，但中国的经济体制似乎无法快速实现这种转向。”毋庸置疑，我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不平衡关系问题，但若据此否认中国发展的总体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显然是有失公允。

“对立论”，即认为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模式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有学者在总结和论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之道时，为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往往把当今某些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说得一无是处。更有甚者，对于美国经济衰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在不受其影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即所谓“脱钩论”。事实上，如果不是广泛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当初的中国没有必要实行对外开放，更不会有今日中国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因此，主张“脱钩”、“例外”、“特殊”等“对立论”的观点难以服众。

“领导论”，即认为国力日盛的中国应确立新的国际观，勇敢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有国外学者认为，“在实际行为层面，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很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领导力和道德影响力的急剧下降，有人主张国际社会不能没有“领导”，而纵观当今世界，除了坐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依然保持强劲经济增长势头并且乐于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了，因此，中国应乘势而上，实现国际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变革。应该说，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发挥的国际作用的期望，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区分合理的责任与国际事务领导权之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