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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解决降低储蓄率的消费融资问题、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产业融资问题，而且需要解决如何将高储蓄引入各类年轻化产业的问题，和中国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延续和再造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源自“全球经济不平衡”——这一点，国际上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已形成共识；但对于“不平衡”的成因，则存在较大分歧。美方认为是因为中国和亚洲的高储蓄，以及这些地区金融市场欠发达所造成的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中方包括笔者认为，美元本位制以及本世纪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否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并且可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分析框架中得到整合呢？

美国应承担泡沫形成和破灭的主要责任

假定全球是一个封闭的统一经济体，其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以至破灭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个经济体的货币信贷持续扩张；二是货币信贷扩张的规模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或者货币信贷无法通过有效的机制形成可带来适当收益的真实投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金融体系越发达，其通过信贷或信用额度创造货币的能量就越大，信贷扩张导致金融危机的危害会比货币本身的扩张大得多。

本世纪初美国IT泡沫破灭后经济出现衰退，促使美联储采取低利率政策，刺激房地产负债消费，布什政府“9·11”以后发动的反恐战争则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扩张。居民和政府的负储蓄，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在美元本位制度下，美国以贸易逆差的形式注入世界经济活动的美元，相当于封闭经济体央行向国民经济注入的基础货币。跨国金融机构高杠杆率的金融交易活动和贸易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回流美国，犹如整个商业银行体系通过存贷款业务放大的货币创造过程。显然，初始的基础货币扩张、证券化引起的放款人道德风险和引起旺盛信贷需求的低利率政策，对于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贸易顺差国家外汇收入回流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亚洲国家实体经济有效吸收储蓄的能力过弱

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形成过程中负有所谓“责任”，原因在于国内实体经济有效吸收储蓄的能力过弱。“能力过弱”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储蓄率过高，超出了真实经济的吸收能力，因此引申出如何刺激国内消费降低社会储蓄率的问题；第二，实体经济可能已经出现投资泡沫（已经形成过剩产能），从而递减的投资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储蓄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第三，存在体制性障碍或关键性要素的稀缺，从而使储蓄无法转化为具有适当收益率的真实投资项目。中国的情形较为复杂，涉及以上所有问题，需要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