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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查阅中国古代变法文献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古代变法之所以多以失败收场，不仅没有解决社会上已有的深层次问题，还积累了新的矛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不成功的“吏治”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事件。北宋后期，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官民关系紧张，国势衰颓不堪，非变法不足以进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被推上了变法的舞台，并从均输、青苗、保甲、免疫、市易、保马、方田、农田水利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法。可这场变法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还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所依靠的官吏的贪赃不法所致，从而败坏了变法的名声，给保守派以可乘之机。如作为变法集团的骨干之一的吕惠卿，为求名利，投王安石所好，“每见王安石，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吕惠卿见变法不利于己，马上反戈一击，对王安石“极力排之”，必欲去之而后快。这个吕惠卿不仅在政治上首鼠两端，还十分“贪冒”，为母丁忧，贪钱“万五千”，并在家乡（福建泉州）霸占良田“千顷”，被时人评为“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不仅吕惠卿如此，同为变法重臣的章惇、曾布等人也是贪得无厌的“涂污公卿”、“敢行非度”的人。对于这些人，《宋史》把他们列入“奸臣传”。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正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把整个变法事业弄得乌烟瘴气，王安石只好去相，隐退江宁，第一期变法失败。王安石晚年深知自己的变法为吕惠卿等人所误，时常在自己的桌子上书写“福建仔”仨字以泄恨。

宋哲宗上台后，觉得王安石变法还是有成绩的，不能全盘否定，于是又启用了一批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旧吏如蔡卞、林希、周秩、曾布等人。可这批人重新掌权后，不以变法为务，除“贪敛财物”外，就是对神宗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人士（史称“元祐党人”）进行疯狂报复，“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连司马光、吕公著这些已死的朝中硕儒元老也被“掘墓抛尸”，极其悲惨。一场伟大的变法事业演变成了官吏之间的财富、权力之争，经此一折腾，北宋王朝气数全尽。

像上述这样的历史事例，史不绝书，而且社会越是处于变法阶段，“吏治”问题就更加突出，这些需要在变法中解决的吏治问题从没有认真解决过。可以这样说，是“吏治无功”，使历史上多次变法功亏一篑；“吏治无法”，使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再陷入“官逼民反”的周期性社会动荡。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尽管与封建王朝的变法有根本不同，但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深层次问题，使社会能和平、有序地向前发展这方面来看，古代的变法与今天的改革有一致之处。古代变法中存在的“吏治”问题，今天仍然一定意义上存在着，如借改革之名中饱私囊，借改制之名侵占国有资产，官商勾结等，因此，对官员的治理问题非常重要。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曾言：“吏不治则民慢，吏贪则民苦，要治天下，当从吏始，不严，何以治之？”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真正的改革本身也是一场革命，既是革命，就必须要有革命的领导者。在当代中国，承担这种社会变革重担、具有引领功能、体现社会权威的是政府及各级官员，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道德水准高低与否，榜样作用大小与否，为政清廉与否，都与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关系极大。

（作者为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