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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泉州士绅与新学

清末废除科举、推行“新政”、创办学堂，传统士绅失去安身立命的制度保障，知识分子开始出现结构性分化，纷纷流向实业、教育等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在泉州各种新式学堂兴起的过程中，一批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名儒士绅成为先驱者，积极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建，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为泉州新式教育的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晋江人吴鲁，这位科举时代泉州的最后一位状元，曾任过陕西、云南主考，安徽、云南督学，吉林提学使，还曾奉命赴日本考察政兵工商学务，是我国新学制改革的先驱者，近代教育家。他从政23年，以倡兴新式教育为己任，所到之处都有兴学政绩。在吉林任职仅１年半的时间，自小学、师范、方言、实业、法政、模范诸学堂，以及中学女学，依次而立。吴鲁特别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他在《小学校管理法序》中说：“兴学以小学校为难……劝办小学，非耐劳耐苦，殚十年之功，运以全副精神，专易使教育之普及。”并就这个问题，对当时本末倒置的办学方向提出严厉的批评：“各直省侈言兴学，皆于省会建立高等学堂，上焉者一意铺张，下焉者一意敷衍，而于市镇村庄之蒙小各学，毫不措意，譬犹无根之木，欲望枝叶之畅茂，岂可深耶？”任云南督学时，对云南边远地区的教育也非常关心。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他提出“此地之要，务精其化学，冀开农矿王利源。以中学为普通，以西学为专门，应兼者兼之，如农矿必兼化学，化学必精算学，应分者分之，如习矿务者不必习农务，习公法交涉语言文字，不必习化、电、声、光……若必兼收博览，终恐一艺无成，就使聪明特出，卓越寻常，学成之后，亦不能以一人而兼数职。”［１３］他主张因材施教，按教育规律学习，开新学制先声，是一个有卓识有远见的教育家。吴鲁尽管为官不在泉州，但他是泉籍的清末状元，在泉州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关于新式教育的精辟见解，对泉州新式教育的兴起，起到推动作用。

南安人吴增，又名吴桂生，１７岁设帐授徒，３０岁考中清朝最后一科进士，是年废除科举而没有授官，回到泉州受聘为清源书院山长。宣统元年，点内阁中书。他在京任职期间目睹朝政腐败，愤然辞官还乡继续从事教育，吴增虽出身科举，但却推崇新学思想。他所写的著名的《泉俗激剌篇》，从不同侧面揭露了清末的社会问题，其中《村塾》深刻揭露旧式教育的弊端：“鲁读鱼，帝读虎，塾师自叹教书苦。一日暴，十日寒，村童犹泣读书难。怒骂日几许，先生如猫徒如鼠；夏楚挞一场，先生如狼徒如羊。束修薄，馆地恶，勉强相束缚。学者以学为桎梏，教者以教为牢狱。呜呼私塾不改良，何怪读书种子亡！”［１４］作者呼吁要改良私塾，要多办新式小学。他辞官后即从事新式教育，先后５０余年，足迹遍及泉属各县及南洋不少地方，是近代泉州教育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曾先后试办过光中中学，并在泉州府官立中学堂、泉州公立中学堂、省立泉州中学、培元中学等处任教，当过南安中学、嘉福女子职业学校、昭昧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尤其对创办泉州新式公立中学堂有特殊贡献。光绪三十一年，吴增与蔡思煦、陈家楣等人，联合发起倡议创办泉州公立中学堂，得到批准，同年学堂开办，吴增被公推为监督。为了办好这所学堂，吴增耗费了大量心血，是泉州创办新式教学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