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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探索一点新的办法，这算一条吧。今后会议的报道也要更多考虑群众从这个会议里需要听到什么，不要写一点干巴巴的原则话。每次会议实际解决那么一两个问题，这一两个问题是群众关心的，新闻报道要把群众最关心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写出来。

问：您刚才说要靠群众去教育群众，靠社会力量去解决群众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也有人提出来，一个城市的发展有时候需要用行政力量，赶快去办这个事情。长期协商，长期谈判，会不会减少或者说减缓行政效率？

俞：更多地探索依靠社会的力量解决群众面临的一些问题的途径，那是不是政府放弃？我们说不是，很多情况下这么做起来比政府直接做效果要好。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行政效率呢？那要看什么场合。

要看两种情况。新时期的特点，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是要出纰漏的。新时期的特点要求更多地利用协商。我们政务公开是为什么？不外乎是让群众知道。知道了干什么？我们在一起广泛听取意见，在各种意见对比中间，各种意见的交流中间，形成多数人能接受的共识，这样事情才能前进。所以，新时期像计划经济年代那样行政一道命令就推进是不行的。

会不会降低一点做事的效率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建一条铁路，周围有些群众受到影响，他们要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利益诉求有合理合法的，有不合法但有一定合理性的，有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这几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他的要求合法合理的，必须满足他，哪怕造价升高你也得满足。他的要求不合法但有合理性，你必须给予适当的考虑。他的要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你得做他的工作。那会不会使进度减慢一点呢？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简单地从事，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带来的时间拖延是更大的。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是经济本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有个社会和谐的问题。经济的发展是要和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和谐相一致、相促进的。经济发展的单兵突进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会对社会的结构，对社会的和谐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训的。

问：您刚才强调党建工作的制度创新。现在在上海，可能有许多党员都不是在原来体制的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工作。要加强党建工作，您认为该怎么做？

俞：你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党的组织活动方式要前进。在党的组织活动方式上，我们过去多年都是在单位管的，每个单位有党委，单位管的党员。

现在我们上海的文件提出来，党员要一个单位管理，参加多重组织活动。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东方电视台工作，你居住的居民小区，如果有一些需要你发挥作用的地方，有一些活动，那么恐怕你也应该参加一下。党员可能要参加多重的组织活动，比如说农民工，他的组织关系在农村的党支部，他到了上海就要参加上海所在企业的党组织的活动。这就是一方管理、参加多重组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