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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于中美这个共同认识的基础，中国会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逸舟：胡主席在联大的讲话讲得非常好，中国不寻求绝对安全，把自己的安全看成绝对的和孤立的安全。但是中国安全实现需要从别的国家共同安全中来实现。奥巴马实际上也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胡主席这个看法的一种回应。两国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个上面是一致的。

中国可以在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您觉得中国该怎么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逸舟：实际上这是我这几年研究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途径。第一，比如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实际上通过稳定中国经济，使它企稳向好，并且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实际上就已经为稳定全球经济率先做出了表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贸易谈判、国际气候公约中也都应该发挥类似的作用，就是积极出手，更加有所作为，然后，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提出一些倡议，提出一些方案，这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中国应该适当地增加国际上的投入，包括外援，包括我们的公共产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解决好国内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同时，也可以力所能及地增加我们的公共投入，比如说，我们的外援。我们的外援现在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占我们整个GDP的千分之零点五还不到，未来要大幅度提高外援的比例，在联合国供给上，在维和部队中的兵源，或者非洲的志愿者，在很多国际场合的代表权，这方面是可以下力气做的一个工作。

第三，还要继续巩固我国的多边关系。从我们过去一些好的多边关系，比如我们同第三世界、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同周边邻国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国际组织的关系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巩固。使得这些关系在新时期能够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提升和作用发挥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

要讲起来，可以有很多很多。我在我的《中国外交新高地》这本书里面实际上强调了中国现在进入新的高地，在新高地上应当有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做法。

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对其政策方向性的肯定和期待

记者：您怎样看待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王逸舟：虽然很多人说他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很谦虚，但是我觉得还是反映出国际社会，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奥巴马的一种预期，或者对奥巴马新的方向的一种肯定。其实诺贝尔奖也不完全是对以往成就的一种肯定，它也可以是一种政治上的期待。

诺贝尔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以往成就的褒扬，一个是对未来的期货，或者对于未来外交方向的一种首肯。诺贝尔奖授予奥巴马了，奥巴马新政有可能带动美国走出布什主义的泥潭，并且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他方向性的肯定，而不是说，以往一定要做了什么事情，比如以往的维和部队等等。现在主要是奥巴马上台一年以来，迅速扭转了布什造成的恶劣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带来一个新的风气，比如核裁军、比如无核世界、比如和传统的敌人伸出橄榄枝、比如强调外交优先于军事等等，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些还算是做的不错的，考虑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