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人们的关注焦点是寻找中西历史发展的“异中之同”，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则颇为留心于寻找中西历史发展的“同中之异”。
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郭沫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落脚点在于说明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共通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从这一落脚点出发，郭沫若等人曾经对“国情不同”论、“中国特殊”论给予严厉批判。
与郭沫若等前辈学者不同，现在一些学者的落脚点，则重在说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的特殊性。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是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就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形成路径也与古希腊、罗马有别。
那么，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学者们的观点自然也不完全一致。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观点出自德裔美国人魏特夫之口，亦即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看来，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支持者当中，有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泽以及上海大学的谢维扬教授；而反对者，则主要有已故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林志纯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廖学盛研究员等人。反对者的代表性著作，是李祖德、陈岂能共同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
“人类历史发展有统一的规律性，但又有丰富的多样性。我们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时，既要看到其共性，也要看到其特征和差异性，要异中求同，同中见异，不能削足适履、强求一律，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南开大学资深教授王敦书的一席话代表了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
王敦书认为，“古代世界的国家一般是由小国寡民的邦国发展为地区性的王国，然后再建立起超越自然的地理界线、统治多民族的大帝国，而不是由小国寡民的城邦直接发展为大帝国。”
记者注意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的笔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恰好表现了王敦书所说的这个“一般”。王巍依据大量考古成果，构建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邦国时期—龙山时代；王国时期—夏商周；帝国时期—秦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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