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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日常生活
www.fjsen.com?2009-11-25 16:0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来说两句

为了解决民众和党政军学穿衣问题,中共和边区政府发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的号召,一方面边区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自给率已达到85%以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 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另一方面全面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民众开展纺织运动。由于边区政府的努力,抗战后期边区民众的穿衣得到了改善。如甘泉县农民刘海满一家原是全村“光景最差的”,全家“老少也都换上新夏衣了”(甘泉通讯:《三区雷家沟全村农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7月25日)。李志成在“革命前双手空空”,抗战期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夏衣用二十丈布,冬衣要三十丈布,现在已全部买回 ”(志丹通讯:《李志成生活富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农民每年冬夏两季能有可换的衣服,在当时这种生活水准就算相当不错的了,但这也只反映了少数善于经营的新富农家庭的着衣情况。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服装在式样上与传统服装没有多大差别。一位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的作家描写了老百姓在冬天的穿着: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同四川同胞用布扎头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包括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边区乡村干部“有穿着短衣裤,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第304、208页)。边区政府推广植棉和发展毛纺织运动,在产棉的地方民众服装以土布为主,而养羊多的地方民众服装以皮毛为主,当时边区农村的衣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二)党政军学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15页)。中共领袖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也脱掉了洋装,换上了粗布衣服,“穿的是土布衣裳,冬天穿的毛衣、毛袜,是自己纺的或用手捻的毛线织成的”(郭戈奇:《在延安岁月》,《抗日华侨与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 页)。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学员的上衣是三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四个口袋”(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72 页)。在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妇女也身着军装,“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7页)。在延安城里,革命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于是斯诺说:“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6页)。所以,星期天的“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女大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尽管如此,参加了八路军的女青年的爱美之心依然有之,以穿鞋为例,延安的“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韦君宜:《延安的时装》,《我对年轻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从着装上看,抗战时期延安革命青年的服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


责任编辑:赵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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