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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从以上引用的《大诰》内容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例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十四章规定：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今后必须将额定胥吏人数及姓名、职掌写在榜文上，告之于民。榜文写明，本衙门差役几名，姓甚名谁，当房掌文案吏员是谁，等等。在规定名额之外，不许滥用胥吏，不许“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还规定，榜上必须写上这段话：“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超过额定人数，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许民众将其扭送至京城，交有关衙门处置。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