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民族主义价值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而形成的认识中有好感、希望，也有反感、愤怒的成分。抗战初期毛泽东对于美国可能给予中国的援助给予了很大的希望，而当美国孤立主义占优势、迟迟不予表态时，他慨然地点出了真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那些法西斯国家和所谓民主国家，都是帝国主义的强盗国家，他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强盗战争”。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国家的民主固然比法西斯国家的专制要好，但一旦它纵容法西斯，那么它就是罪恶，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当这种民主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这种民主才是有效的、正义的、有价值的。所以当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决心共同反法西斯的时候，毛泽东又称美国为友邦了，尤其是1944年前后，他对美国表示出极其友好的态度。1949年后，毛泽东对美国的长期反感、对立，根本起源于美国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尤其是其阻挠解放台湾。新中国与美国20多年的对抗、隔绝，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族利益的维护上。所以，毛泽东把打倒美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根本的国策之一，也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暮年亲自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为的是阻止苏联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害。
民族主义是毛泽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理解了民族主义在毛泽东视野中的地位，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美国形象。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正义的爱国主义。
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终极价值视域中的美国
在1939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由于国共摩擦事件不断而不断地怀疑、批评美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如果说“五四”后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爱国主义的驱使，那么经过大革命和十年内战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思考整个中国以至世界发展走向的最终价值标准。
从大革命到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人基本把美国与其他列强同等看待，认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纵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言论，把美国归入帝国主义国家则是其文章中经常的观点。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现实的目标，但他坦言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要中共疏离美国时，毛泽东虽然内心不情愿疏离英美记者，但还是遵嘱在一段时间内不接待这些英美新闻界人士。这样的举动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但从骨子里看是他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尊重。
用共产主义者的眼光来全面地反视美国，在1946年后毛泽东的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坚定地反对美国，称其为反动派、纸老虎，原因就是美国反对中共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同美国的对峙，原因虽然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方面的因素，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我们就不可理解毛泽东1949年美国在台湾和朝鲜问题上尚未做损害中国利益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向苏联一边倒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是一家人，要不分彼此，这就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外交思维方式。毛泽东虽然亲自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但在对于美国的定性上从来没有根本动摇过，除了认定其是对于中国构成威胁的民族主义因素起作用外，用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来否定美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长远性也是重要的因素。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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