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健全“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毛泽东认为，造成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公社和大队的规模太大、分配权力过于集中有很大关系。因此，纠正错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入手。他认为，必须打破过去全由公社或大队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2］136。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只有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才能做到社与队、队与队之间实行等价交换，才能避免在人民公社范围内再刮“共产风”。1959年，在《郑州会议纪要》中，把“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2］14规定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根本方针。这一方针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被撤消时终止。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调整，1961年底至1962年初，农村经济工作中以“共产风”形式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基本上得到克服。这不但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干群关系大为改善，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向前发展。据统计，从1962年起，中国的农业生产开始摆脱困境，主要农作物生产连续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城乡居民生活也相应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1962年，粮食总产量达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8.5%；油料产量达4007万担，比上年增长10.4%；全国城乡人均消费总额也比上年提高4.5%。［5］
二、实现合理分配路径的科学探索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且是公有制经济中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在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都是社会分配必须解决的重要的现实问题。
1.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6］28“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6］221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有所改进，他们的工资也需要有所调整，但是，这种改进必须是逐步的，这种调整必须是适当的。“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6］28拿农民讲，“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6］30。这些论述都是强调要关注工人、农民的利益，处理好国家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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