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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空间关系处于分异时期，具备七大特征。这些特征与王振亮概括的城乡空间融合标准严重背离。在笔者看来，造成上述背离的原因主要有：要素的不平等流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乡村的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梳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在实践上促进社会空间理论在城乡关系上的应用。

对于社会空间的学术界定主要有4大视角：社会学、哲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而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研究视角下，社会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维度，人类行为的构成要素，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相关的考虑乃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其研究核心是空间形式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

正如福柯所言：“当今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特定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动了当前时间虔诚继承者与被空间决定之居民的两极化对峙。在以往空间想象缺失的背景下，在分析时间、空间、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时需要突出强调空间化的理论视域。”[2] “空间研究”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一种新的叙事或有效理解当代社会的范式，从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到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到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空间”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因此，对于空间的认识论探讨和价值论提升必然成为当代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建构自身话语权的重要砝码，这也是当代极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流派都会对“空间研究”有所涉足的原因所在。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这种空间转向，对马克思空间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在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中，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缺场”，更不能“怯场”，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明确地关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如何产生了工业城镇极其迅速的增长。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是怎样建立在时间对空间的消除基础上， 而这又如何进一步产生了农业、工业和人口方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令人惊奇的转型。”同时， 恩格斯还通过曼彻斯特工人社区的个案研究， 揭露了经济体制破坏和摧毁人类居住地点的过程。虽然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 马恩的社会空间理论远未充分展开， 但其现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观点成为无数重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源泉。”以至于当代西方城市研究者不得不承认“虽然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没有撰写过任何关于城市的著作。但他却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城市研究。”首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宏观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生背景下社会空间发生变革的必然性。这种空间改变的内在逻辑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可见， 对于马克思来说， 现代性实际上是有强制性空间扩张趋势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语， 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其占有空间、重组空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