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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中国，官学不分，所谓“学而优则仕”，学者与官员都属于“劳心”与“治人”一族。但古代真正的儒者做官，则首为“心性之学”，以固“修身”之本，秉承“达己济人”的做人原则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大儒至圣一直教导后学晚生们，要铭记一条向学、为人、做事的“生命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这条“修齐治平”之道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明吏大商的人生正道。

曾几何时，政客贪权、商人爱财、学者图名，这条俗世之“铁律”虽历久未变，但官商学的“有机结合”和“巧妙联姻”却“蔚为大观”，几乎成了“沆瀣一气”。且看，为官者，沽名钓誉，头顶某某著作之“主编”、某某名校之“博士”、某某学术机构之“特约研究员”等等“称呼”一大堆；商界“精英”和“领袖们”——俗称“董事长”、“CEO”，更是“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不经意间弄个“某某大学名誉博士”、“某某机构研究员”、“某某大学兼职教授”等等学界头衔——此乃那些“苦坐冷板凳”、独守书斋的人们谋之经年之名也。而学界则更像官场，亦像市场，大家“渭水钓利，桐江钓名”，机心巧巧、俗虑重重；专家学者之意不在学，而在乎官商之间也；富贵之乐，得之心而寓之学。其间“机巧”，倒可真成了一门“学问”。放眼今日之“学厂”，“名声大噪”的学者多为“左手生意，右手学术”、“左手数钱，右手拿书”、“今日讲坛领风骚，明日商界数钱忙”之徒。更有甚者，有些学者沾沾自喜，声称他发现了“话语权”之“秘笈”：即频换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和江湖的四套话语系统以应付喧嚣的世界。倘古代之能臣干将、儒林贤者和大商之人在世，面对今日之“名利场”，也会自叹不如、望尘莫及。

为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为人首须三问：“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为人处世做事，当首倡“立功”、“立言”、“立德”之人生三求。为官者，当弄清四字箴言——“清”、“正”、“廉”、“明”之真义。为商者，当谨记“以义取之，以利还之”之商道；为学者，当深谙“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之真谛。“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应为当世之道。

作为一学人，窃以为，当今学术界，更应疾呼：恪守学者本分，固守学术边界，捍卫学术尊严。历来学术大家，都是对学问热爱到痴迷的程度，参透了人生出世入世之道，为人天真、无机心、少俗虑，真是对学问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程度。今日学界同仁，当以古代先贤为楷模。当今之日，须铭记为人三事：潜心向学，老实为人，踏实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