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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3]（P345）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建立在古田会议基础上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妥善地运用古田会议以来的统一认识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坚持了古田会议以来正确的方向，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古田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而贯穿始终的就是坚持了古田会议以来的正确思想。遵义会议就是在坚持古田会议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自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胜利充分说明了一个真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