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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调整投资结构中向民生、向消费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资刺激广大的农村消费。包括大规模完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相连接的现代化销售、分销渠道和网上销售渠道；完善城乡结合的二手市场、汽车和耐用品消费市场；满足落后地区农村的用电、公路需求等。

第六，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对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支出，应大力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给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但对于房地产金融，在房地产市场和税收等机制尚未理顺之前、目前资产价格投资或投机氛围却又较浓的时期，仍不宜轻易松动政策。

第七，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区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以税收、房建、医疗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例如，仅仅银发产业，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人约1.69亿，养老床位数250万张。该比例国际上一般为5%-7%。要达到5%的比例，中国尚需近600万张床位。仅上海达到此比例这一项，每个床位投资需50万-80万元，未来十年在养老院建设上将产生500多亿元的大市场，这还不算随之带来的直接消费支出。如果加上给半自理状态的老人护理、老人娱乐、趣味培训、老人旅游等行业，专家估计，有高达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第八，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只要是有盈利、能赚钱、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项目(包括大型项目)，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与间接参与投资，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或者不发债。为此，从中长期看，需要进一步清理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有关部门直接与变相拒绝民间资金包括个人闲散资金依法进行实体投资的各项制度与政策。但是，在培育居民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时，不应该鼓励民间资金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因为这对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