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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对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在释放蒋介石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1.如何看待张学良所说的周恩来到西安后俨然成为了“谋主”？

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张学良在回答部下的劝阻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这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2.如何看待杨虎城陪送蒋介石去机场？

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儿失误了？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