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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记叙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我本人的人物研究，是从编写人物年谱开始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曾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这话对我也颇有启发。于是，我决定用年谱的体裁，把有关闻一多的资料汇集起来，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

我做《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本意，原是希望通过相对彻底地收集与公布当时所能得的与闻一多有关的原始材料，让有兴趣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能够节省寻找资料的时间。但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哲学系邀请校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时，《闻一多年谱长编》经过无记名投票，忝列选读书目之一（此次共评选出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种）。2004年，何柄棣先生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评价和荣誉，对我个人来说自然值得宽慰。但我心里很清楚，《闻一多年谱长编》能够受到欢迎，主要在于它重现了相当数量的珍贵史料。

文本资料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不过，文本记录毕竟写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至于人物活动的一些细节，则需要通过人物采访，才能使之个性化、具体化。

我在人物采访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开始，我采访一些知情者时，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宏观，结果他们回答的也较笼统，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我试着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回忆，而且回忆这些事时，还往往联想到一些提问外的往事。比如，我第一次采访冰心时，她讲的事其实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写到了。第二次，我提出一件具体小事，一下子就把她的记忆打开了。这件事是因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提到的一件事。1924年底，闻一多与一些留学生在纽约演出了英文中国古装剧《杨贵妃》，引起轰动。在哈佛大学的梁实秋、顾毓琇等，受到启发，于1925年在波士顿也演出了英文中国古装剧《琵琶记》。那次演出，他们曾写信给闻一多，请他前往帮助绘制布景和演员化妆，闻一多回信说他有事去不了。这封信是写给梁实秋的，因此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根据这封信说闻一多当时没有到波士顿。但是，冰心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闻一多去波士顿了，我便问闻一多到底去没去。冰心说，怎么没去呢，我脸上的色彩就是他给我涂的。冰心的回忆，纠正了梁实秋书中的记录，还原了这段小事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