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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都涉及了事实的不同属性，但它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实主义讲的安全困境，涉及了人的感觉、心态。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家是以安全而不是以权力为目标，则涉及了人的意图。建构主义所解释的主体间世界，也有可以观察的一面和不可以观察的一面。主体间世界的形成，来源于行为体的观念互动。行为体要进行这种互动，就必须把心中所想，用可以观察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们说的话，写出来的文章，都可以被感官所感知。人们以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对话，目的是了解对方所说之话的真正含义。从这个意义来讲，主体间世界应分为两面：一面是人头脑中的思想，这不能观察；另一面是反映其观念的文本（包括语言、图像、文字等不同形式），这可以观察。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发表出来的文本与人头脑中的东西是不能画等号的。人们表达出来的东西通常只是所想的一部分，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甚至是完全骗人的。正因为外在的文本与内在的观念不是一回事，所以研究主体间世界才需要由经文本诠释行为体的观念。

第五，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始终存在主观的一面，因此单靠观察实证探索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对于国际互动的外在现象，人们通过观察可以归纳出某些规律，也可建立理论加以解释，但由于每个国际互动行为都受到不可以观察的意图的左右，因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解释力就非常有限了。国际关系研究迄今没有发现多少得到广泛认可的规律，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为了排除干扰，进行实证研究就需要对变量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不可以观察的因素排除在外。用这种方法说明国际互动的某种确定性是很必要的，但必须明白，国际互动总是在复杂的不确定性的支配下运作的。人们测定汽车速度可以设定一条没有任何影响因素的道路，但国际关系却始终是行驶在一条充满了堵车因素的道路上，速度因素几乎没有多少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学科在坚持单一性研究和确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结合系统论的观点，探索各种干预变量作用下的不确定的结果。这是更难的研究，也是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对于目前学科已形成的理论需要采取更适当的态度，即认识到它们的解释力都是相对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它们只有在限定条件下针对特定领域才是有意义的。一旦把这样的理论视为普遍的东西，就会充满了困惑与争论。认识到各种理论的相对解释力，才会对它们有更好的运用，人们探索新的理论才会找到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