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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认为，“任何事物包括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整体把握”，“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这应该说是讲了文化的“整”(系统性)与“分”(可析取性)。既然是“可析取”，那么，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相接触和交流时，就可析取其优长的、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同”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盘吸收；当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在继承前一个时代的文化时，就可析取其积极的、恒常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盘继承。这里的“可析取”，当然就要“撇开”原来与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那些内容。

李宪堂说，“撇开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将传统的‘积极方面’抽取出来，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难道这里就没有文化发展的意义吗？“事实上，人们所能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积极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如果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似未尝不可；如果只是“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那么，这只是他所说的“借用”，而不是“析取”。

李宪堂说，“在(历史的)现实生活中，所谓‘积极的’、‘消极的’因素本来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的确，这种“互为前提、互为因果”构成了历史文化的系统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了历史文化的可析取性(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对此论述颇多，这是他主张文化发展乃是“综合创新”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因其系统性而否认了可析取性，那么不同时代的文化就会是断裂的或完全冲突的。文化的系统性并非庄子所说的“混沌”，七窍开则混沌死；相反，因为文化系统中的因素是可析取的，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批判继承，吐故纳新，而保持活力。如果把民族文化的发展比喻为“治病”，那么诊断出病人的致病机理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调养病人机体中的“正气”，此即中医所说的“正气不衰，则邪气不侵”。在这里，弘扬正气和抵御邪气都是重要的。只有如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才能在新的时代不是一个“病夫”，而成为一个健康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