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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跨越的关键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且机遇大于挑战。只有分析“十二五”时期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才能明确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

一、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可以预测，“十二五”期间，规模巨大且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将给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更加突出。

一是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我国现已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近20多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0万。预计到2010年我国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到“十二五”末期该比例将达到15%左右。人口的老龄化，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催生对老年人社会服务的巨大需求，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任务紧迫艰巨。

二是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剧，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并不断递增。工业化发展趋势和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社会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5亿人，其中劳动力也即农民工约1.3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2亿人，农民工约1.7亿人。城乡之间巨大的人口流动性，将会引发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衔接、流动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趋势，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候鸟式”地在城乡之间奔波。

三是人口居住进一步集聚，城市化深入发展。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45%，大致每年可提高1个百分点，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可达到50%左右。城市化加快发展对城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挑战，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同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缓解农民进城的压力，促进城市化的平稳健康发展。

二、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

我国正处于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受益不均、社会政策调整、政府管理行为失当等原因，导致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势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有些呈加剧之势。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特别是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如果处理不好，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进而诱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中，以下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目前存在“三个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缓解，必然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甚至导致社会冲突。

二是城市化进程中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问题。城市化趋势不可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利益纠纷将会长期存在。要妥善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包括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规范征地、实施拆迁补偿办法，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谈判机制，一般性房地产开发等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拆迁补偿要实行市场价格，防止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侵害群众利益。

三是一些公共部门通过执掌的公共资源分配权，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引发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领域的矛盾和纠纷，将继续较快增加。

四是一些劳动者权益受损，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改制破产、劳务纠纷、工资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将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是司法不公成为引发上访、群体性事件新的突出因素。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反映强烈，成为信访上访的新热点。司法不公问题有着复杂的成因，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六是公共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面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公众对安全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迫切要求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