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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元地位越过顶峰与其他货币取代美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从历史上看，美国是在其综合国力超过英国很长一段时间，并借助二战，才促成了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并且，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其背后有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使得美元成为国际上永远的避风港。第二个支柱是美国强大的科技和创新力量，战后美国一直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顶端，这使得美国有能力通过创新来换取全世界的劳动，并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中美还有很大差距，在这个阶段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出现大的突破是不现实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消极等待，而是应该有足够的耐性，在提升国力的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既不放弃机会，也不在短期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付出过大的代价。

研究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要认清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要认清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首先要认清国际经济金融循环的历史大趋势。

金融业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战略家们早已把中国当作是美国全球霸权最大的挑战之一。战后的六十多年里，美国依靠其娴熟的政治经济金融政策，先后击退了欧洲和日本的挑战。现在是战后全球经济循环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美国试图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打击潜在竞争对手并准备再次轻装上阵的阶段。这个阶段必然出现全球经济金融剧烈动荡，大国间政治经济博弈也会更加微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将会十分复杂。

第一，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可能面临剧烈波动。从美国来看，中长期上美国需要通过美元贬值，实现其经济的再平衡，并带动增加就业，从而走出危机。但如果美元出现持续单边贬值，必然造成资金大量流出美国，影响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这个贬值过程必然伴随着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以减少市场的一致性贬值预期。同时，美国经济体系特别是美国政府积累的巨额债务是无法持续的，要降低美国消费者和政府的财务杠杆，有两个主要选择，一个选择是美国提高储蓄率，另一个选择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温和通胀。尽管通胀未必是美国政府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但其内在的通胀倾向值得关注。在汇率波动和通胀预期下，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大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博弈趋于激烈。从美国和欧洲的互动看，美国需要应对欧元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挑战，同时需要欧洲的配合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以利于美国经济金融的调整；从美国和日本的互动看，日本挑战美国的潜力基本消除，美国需要日本帮助承担其经济调整的成本，同时需要日本帮助共同遏制新的挑战者；从美国和中国的互动来看，美国对中国经济体系的潜力抱有很大的戒心，但在现阶段又需要中国这个最大债权人的配合；从日本和中国的互动来看，日本十分担心中国削弱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但也希望中国的市场有助于其走出二十年的经济泥潭。从中国和欧洲的互动来看，中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欧洲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戒心，同时欧洲也希望在“欧、美、中”的大三角关系和“欧、中、日”的小三角关系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大国经济金融博弈的结果是，中国金融业影响因素明显增多，金融体系运行的“噪音”和“扰动”也将明显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噪音”导致的蝴蝶效应。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沉着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动荡，维护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利益。从国际金融博弈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防范金融体系因重大的外部冲击出现系统性风险，维持一个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维护中国外币资产的安全，保持外币资产的购买力；保持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力，防止因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影响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或冲击金融安全；维持国家对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并以此保证对国家资金循环体系控制和影响。抓住了这四条核心利益，我们就基本能够防止崛起的进程因金融领域的问题出现中断或倒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