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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年”时期，虽然文学被政治的工具理性所支配，但优秀的作家也能为大众提供生命本真和人性关怀。有的作家并没有被“阶级斗争的理论”束缚住手脚，写出了阶级阵营中的不同品格、不同思想的人物。《红旗谱》中冯老兰、冯贵田父子两代地主，一个吝啬保守，一个民主开明，梁斌既写出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性”，也写出了他们之间的“代沟”和个性。《艳阳天》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马之悦与萧长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只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更显示出乡村的权力斗争和复杂的民间纠葛。浩然在作品中，既小心翼翼地描写了复杂的阶级关系，也小心翼翼地触及了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审美期待，适应了特定时期大众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所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因此，“红色经典”的重要审美特征，仍然是新时期文学中的流脉，其文学价值正是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与现实。在新世纪重估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色经典并不都是单一的主题和单一的艺术倾向，而是由各种矛盾着的主题和矛盾着的艺术倾向交织而成的，只不过是革命的主题遮蔽着其他主题，以革命性的艺术倾向遮蔽着其他艺术倾向。我们应该把红色经典中长期被遮蔽和忽略的审美独特功能凸现出来，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去领略红色文学经典共同的“经典性”。

在新世纪，对文学感性的回归和对人的关注成为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在关注作品上有了新的方向，关注其在整合社会、完善人性、促人向善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对红色经典的整体性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重提对红色经典的文学性的发掘和阐释，在新世纪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当我们把目光从红色经典的审美意义转向当下的社会现实时，这种意义便彰显出来。我们提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盛以外，还应发挥文化的作用，具体到文学来说，应该以文学纠正、协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性作用。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条件下，红色经典的研究具有新的蕴含和意义，它所蕴含的高尚美和理想美，借助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和传播力，产生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为和谐社会的文化发展发挥特有的促进力量。人类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人类自身更好的生存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