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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

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虽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尽管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美国左翼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由于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拒绝革新等原因，左翼力量处于美国政治的“边缘地带”，不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决策者，不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也无法像其他国家的许多左翼政党那样发挥作用，“它不是主角，它不能主导美国的政治方向”，但是，他相信，在这场金融危机面前，“过去不会重演。在新的政治图景中，左翼力量有机会从美国政治的边缘步入主流，从而有机会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中获得话语权；有机会调动和影响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美国]萨姆·韦伯：《美共：在变化的世界中求进步》，陈硕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在法国，因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威胁，右翼政府的强权攻势，以及对改良派社会党的极度不满，法国群众的“左倾”趋势愈来愈明显，这使一个以法国激进左派政党“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为基础、同时集合了其他激进左翼力量成分的“新反资本主义党” 于2009年2月在巴黎市郊应势而生。在短短几个月内，“新反资本主义党”在法国各地就成立了460个地方性委员会，吸引了9 000多人参加。该党提出了“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结构调整”的政治目标，还主张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有化，关闭证券交易所和利用本次资本主义危机来建立一种可以捍卫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以反对私有制，重建“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未来。马来西亚大马社会主义党的朱进佳认为，“这是法国左翼力量在野蛮与革命时代的重新出发，也将有助于欧洲以至世界各地激进左翼的发展”。（[马来西亚]朱进佳：《法国左翼力量的重新出发》，“乌有之乡”网站，2009年2月13日）

4. “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连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断言“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也加入了这种质疑人群的队伍，2009年他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也不得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美国]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人们在质疑“美国模式”优越性的同时，对于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中国模式”则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其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这位被称为拥有“魔力水晶球”的预言家看来，“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正如他所说，“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更好的，中国是一辆跑得更快、性能更好的车。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这辆车可能是很复杂的，或者是不符合他们驾驶观念的车，他们在面对这辆车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头晕目眩，但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我建议应该获取新的发展模式。”（吴波、翁天兵：《奈斯比特：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广州日报》2009年9月7日） “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更是自不待言。有学者就认为，“中国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垄断树立了榜样。”（转引自《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金融危机后更加凸显出“中国模式”对世界重大影响力的事实，甚至使西方媒体开始提出了“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世界来说究竟是喜是忧？”这样的问题。西方的一些政要其实早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国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