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的程度，决定着公共空间与公共话语平台的品质。政府与知识界有责任进入网络这个公共空间，与网民一道共同成长。
网络十年，从论坛到博客，再到现在的微博，网络言论的公共话语平台格局不断变化。微博是手机短信与博客的共生物，可说是博客、论坛优化后的“新版本”。文化与信息的自由性、公开性、平等性、即时性、共享性、互动性，在微博中都基本得以体现。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发言者，网络可说已成为一个公共空间。
这个人人都有表达机会的公共平台，对于执政者具有极大的正面意义。我们通过宜黄被拆迁户自焚事件、李刚之子交通肇事事件等，都可以看到汹涌的网络民意，通过虚拟的力量，冲击着一些不良的现实弊端，促使相关当事人面对公众，承担自己应担的责任。有关管理部门可以及时了解网络言论、情感与信息，可以看到情绪民意指向或社会问题症结点，只要相信民意并顺应理性的民意，及时处理，问题就可以得到化解。
而且，网络作为民意平台，有着鲜明的特点。它属于更年轻的人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生活在城市，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思维活跃、眼界开阔，有着较强的“议事能力”，也更关注公共权利、公共道德等带有公共性的话题。
然而，网络毕竟是个虚拟的空间、平台，难免会有这样的质疑：相比于社会现实，网络民意是一种“虚拟民意”，还是更为真实？对网络上的公众情绪，应该如何应对？
因为许多网友没有实名上网，所以网络上发言更随意，有时不免有夸大自己情绪的一面，因而显得过激。网络空间“虚”、“大”，这就如同一个人在黑暗中或大漠中时，更可能提高嗓门，以引起远方的人关注一样。
对于公共话语平台的发言，尤其是对于网络言论，人们有许多担忧，特别担心的是网络民意的无理性，易一哄而起，造成社会不稳定或不安全。但回顾一下网络从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的过程，尽管网络上面风起云涌、波诡云谲，但影响并不总是能从网上蔓延到网下。以微博为例，微博里的群体并不是真正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从事不同的工作，这里更多的是在发出声音，形成共识。不同的意见观点出来的时候，会出现争论，过激的时候会出现骂战，但这毕竟与生活现实隔着一条虚拟的河流。更何况，微博里的怨言与愤怒的大量呈现，也有着现实载体。譬如李刚事件中，对官二代的嚣张与不负责行为的谴责，对某地警察拘捕网络举报者的抗议等，都反映出网络另一面的意义与价值。网民们依据法律声援弱者，网络民意与有关部门形成互动，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也要看到，公共空间的力量如被滥用，可能带来无理性、情绪化等问题，所以也应更好地进行引导和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说，主流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的程度，决定着公共空间与公共话语平台的品质。网络亦然。现在一些地方领导开设了博客，也通过微博与博友交流，最突出的是一些城市警方开设微博，发布信息，通过微博来征集办案线索；很多机构、单位，尤其是媒体，都利用微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传播信息和价值观；许多学者也通过网络发言，表达对社会的各种见解。这些，都共同塑造和提升着网络这个公共空间的品质和素质，也决定着这一公民意见平台未来的走向。
主流话语应该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进入新的空间。政府官员如果总是不接触网络，一是使自己与网络生疏，不知道网络民意流的形态与规则，容易造成误判；二是网络交流是一个互动提升并达成共识的过程，如果远离网络，不切身体验论坛与微博等交流方式，可能会在社会观念上落后于网民群体，在意识与观念上，造成文化与观念“倒灌”现象。要想影响群众，就得成为群众中的一员，深入群众与群众谈心对话；要想影响网络，各层领导就得深入网络，与网民互动，体会网络的冷暖，感受网络民意流的走向与能量。
然而，近日从微博发端的“金庸病故”谣言，却再次引来对网络，尤其是微博的无理性、情绪化及真实性的反思。中国公民社会远未成熟，政府与知识界有责任进入网络这个公共空间，与网民一道共同成长，通过在网络这个公共平台上的交流或争论，达成共识，使现实社会理性有序地向公民社会迈进。（作者为文化学者，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