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不仅要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也应要求党委政府对民意有所回应。这是提升问责主体的意义所在
日前，《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此外，问责办法的亮点还有“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实行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不能相互替代，“不作为领导”也要问责，以及弄虚作假从重问责等。可以说，上述严格规定，是问责制实施以来的一大进步，也是完善问责制的一记重拳，必将更好地促进责任政府的建设。
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建立健全问责制是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举措。通过问责党委领导，促使各级党委领导真正懂得权力的含义，主动承担应负的责任，以充分发挥问责体制的效力。
从党政领导问责制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虽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问责中，有党委主要领导被免职的案例——例如，在江西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被免职——但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还是对行政官员问责，政府或部门“一把手”被免或被责令辞职的比较多，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在现有的决策体系里，党委处于关键的地位，各级党委领导，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对一个地区或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其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
当前，有的地方实行的问责制，还多半停留在有一事问一事、出一事责一事的层面上，有时甚至是为“平民愤”而去问责，对问责制的认识显然存有误区。问责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这就决定了问责是一个责任体系，党委、政府及其官员在其中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伦理责任；这也意味着，问责不仅要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也应要求党委政府对民意有所回应。这是问责制的精髓所在，也是提升问责主体的意义所在。
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担职责，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促使各级党委领导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所系，严格约束自己，带头遵纪守法，审慎决策，善用权、用好权。
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监督，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值得欣喜的是，问责党委领导已逐渐在一些地方成为共识，继北京后，广东、重庆等地也将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不过，为了使问责制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合理配置和划分权力，强化舆论监督，培育问责制的制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