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
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史，也是一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实践探索史。面对“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党和政府旗帜鲜明地把反腐倡廉置于治国理政大局中谋划，科学研判腐败的新变向，不断调整反腐败的新策略，汇集“三军力量”，注重“三个更加”，防治“三权交易”。
反腐客体新变向：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和基本特征，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客体呈现出新的变向和特征，突出表现为权力“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勾兑演绎，攫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权钱交易为腐败的初级阶段所常用，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变现性。此类交易目的性明确，现买现卖，直接成交，“事”“钱”两清。特别是一些“59”式或“换岗”式腐败分子表现得更加突出;二是“比价”性。按“多大的事给多厚的钱、多厚的钱办多大的事”潜规则，买卖双方一般心知肚明，权衡比价，有的甚至明码实价，“对等”交易;三是一次性。像单个小作坊一样，办事者和掌权者按“性价比”，一对一分散式交易、一次性完成，即便涉及多人，一般也是单线联系、单独成交，“钱”清“事”了;四是风险性。这种交易由于手法简单，变现性强，因而线索明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风险较大，腐败分子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也是一种新型腐败现象。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条件下，权色等非物质交易已成为反腐败客体的新形态：一是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二是由权力与款物、储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三是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四是美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
与权钱交易相比，这种非物质化交易属于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有其自身特点：一是隐秘性。此类交易是一种隐秘性腐败，隐藏较深，潜伏期长，不急于变现，不那么露骨，因而也不易被人发现;二是温和性。多属于一种渐变式的“温和腐败”，常常带着感情色彩和温和面纱，以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积累，使权力渐渐变异，谋取的是更长远更重大的利益，一旦被腐蚀，则涉案很深;三是多次性。一般以感情为契机，以人性的弱点为突破口，进行多次交易，预期收益更大，且有的将收益分成若干份若干人，如秘书、子女、亲属等。一旦上钩，就被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紧逼、次次中招、难以解脱;四是危害性。此类交易具有炮弹延迟引信的特点，比权钱交易危害大，穿透后爆炸性和破坏性更大，且呈易发多发之势。从近些年来已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来看，90%有“生活腐化”的定性。色案之多、危害之重，为中国反腐倡廉史所仅见。
【典型案例】
湖南第一女贪——蒋艳萍，通过性贿赂，击倒了湖南省计委原副主任陈某、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某等各级干部达40多人。就连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该所副所长万江也被她色诱下水，多次为其传递信函纸条，帮助其与外界搞攻守同盟，进行一系列反侦查活动。与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权贵们所进行的一宗宗“权色交易”，助她发迹于官场，使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美女”在短短13年里由仓库保管员快升至副厅级干部。
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
权权交易，即权力与权力隐性互换，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从这些年来已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来看，政府系统的规划建设、资源审批、资金管理等掌握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属腐败高发区，同时党委、人大决策系统和执法执纪监督部门的腐败案件也明显增多;二是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由于“一把手”监督制度的缺失，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的县委书记达22人;三是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与权钱、权色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耦合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对权力资源进行交易的三个阶段，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其实质体现了人性对权力的占有、放纵和滥用之本能。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旦人被定格在权力关系中，利益权衡就成为他们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