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造假骗官”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就是靠交通局长、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一批官员的权力对接和运作，一路过关斩将，一路造假升迁，从一名普通农村女子跃升至团市委副书记。更令人深思的是案发前面对被害人的多次举报，相关监督部门累累失察失语。
反腐主体新整合：“三军出击”
腐败与反腐败是权力不断扩张与权力不断制衡、权力不断滥用与权利不断觉醒的长期博弈过程。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下，权力腐败也被迫战略转移，由权钱交易到权色交易到权权交易。面对“两个依然”的反腐现状，党和政府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着力强化反腐败主体建设，专门机构、广大民众、社会组织三军汇合，共同出击，形成强大的反腐力量。
发挥专门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央首先着力打造一支“铁面无私”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宏观层面，从党和国家权力结构配置上，深化纪检监察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审计机关职能，建立国家预防腐败机构，完善巡视制度和派驻制度，构建异体监督支点，积极探索监督权的独立配置和“监督制衡力”的有效发挥;中观层面，实施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等反腐败机构主官空降异地任职，创办中国法官学院、中国检察官学院、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全面加强反腐败专门队伍的职业能力建设以及反腐败理论建设和监督学科建设;微观层面，对全国市、县、区级纪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上万名县级反腐败专门机构主官强化轮训，出台一系列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各专门监督机关建设的政策措施，从经费、装备、人员上给予保障和支持。
发挥广大民众深厚之伟力。对权力腐败，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痛切。因此，反腐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公民社会建设进行了新的谋划和布局，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对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广大民众渐渐认识到民主的真谛是主体的归位、权利的张扬，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不论是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周久耕，还是“日记门”事件的烟草局长韩峰;不论是“出逃门”事件的区委书记杨湘洪，还是重庆的“打黑除恶”斗争，都得益于广大民众“人肉搜索”和专门机构职能发挥的互动。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部件。
发挥社会组织的智库作用。以“议行合一”为主要特征的树型权力结构，是权力变异和腐败的体制根源。因而，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成长，建设扁平化的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果型权力结构，成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举。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随着政事、政社的逐渐分开，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迅速成长，反腐败社会组织及研究机构逐渐增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等国内30多所高校院所的反腐败研究机构为中央和地方的反腐败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
反腐战略新部署：“三个注重”
反腐败斗争的过程，就是腐败形式不断多样化和反腐败方略不断科学化这样一个拉锯式的博弈过程。“三权交易”的要件是权力的私用、滥用或盗用，其危害甚烈，影响甚广。因而，党和政府科学把握反腐倡廉的内外形势，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败战略的调整和创新，从“一个注重”(注重治标)转向“三个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遏制“三权交易”的滋生蔓延。
更加注重治本。改革开放特别是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由反不正之风到反腐蚀到反腐败，一直保持着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在反腐目标路径上，由着力治标、侧重惩处转向标本兼治、惩防并举，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再到“更加注重治本”，综合治理“三权交易”的土壤和条件，逐步构建立体治本体系。
更加注重预防。“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由此，反腐败逐渐实现由查到处、到严惩、到惩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的深刻转变，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安全网。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实施权力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特别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尚未完全形成，制度上的漏洞使“三权交易”有机可乘。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推行“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依靠制度制衡发力，保障不断觉醒的权力和权利对不断扩张的权力进行不断的制衡，从根本上治理公权腐败。
从“三权交易”到“三军汇合”和“三个注重”，最大的公约数是权力，最能发现问题的机制是监督，最有效的控制力量是制衡，最终实现制衡的法宝是民主与法治。
(作者为制度反腐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