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逐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审慎进行。为此，我们邀请有关专家就推进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阐发见解，以飱读者。
汇率调整必须服从国家战略
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吴富林
汇率调整，牵动着宏观经济走向与微观经济活动，始终同国家的内外经济金融战略紧密相关，是理论探索和利益纷争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西方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水平调控始终着眼于战略需要
现代经济是高度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经济，汇率对内关系国计民生，对外影响国际经济。在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的趋势下，这种影响远远超越贸易领域，扩展到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内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影响着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大都从国家战略高度来安排汇率制度和调控汇率水平。
在金本位屡遭破坏、国际货币体制频繁更迭的上个世纪，围绕汇率问题，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交替演绎了货币汇率纷争的历史活剧。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就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战略利益。1930年代初期，在英国经济金融式微，美国已经比较强大但羽翼未丰之时，美国基于战略权衡回避了强势美元政策和相关的“国际责任”。二战后，当美国集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之绝对优势鼎盛于世界时，方胜算在握地主导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并于此后推行了长达近30年的强势美元体制和政策。美元演变的每一阶段，都折射出与之对应的战略进退，反映着不同时期的战略利益。
德、日等战后新兴经济体也根据自身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需要，实行了不同的汇率体制和汇率水平。在经济起飞阶段，借助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固定汇率安排，为推动贸易出口，它们长时期地维持着事实上的贬值策略；在经济实力增强，贸易顺差大幅积累而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则采用了渐进升值的汇率策略。德国因适度的策略把握奠定了在欧盟货币事务中的实力与体制优势，日本则因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过快升值承受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二、适应我国发展战略有步骤地调整人民币汇率
1979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1994年汇率并轨、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改革等演变阶段，汇率水平也由改革初期的1﹕1.53（美元/人民币）逐步演变为当前的1﹕6.6左右（其间经历过1﹕8.7的低位）。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演变，反映了我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国际收支明显改善的趋势，负责任地调节了改革开放不同阶段面临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日益重要的金融政策工具。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应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单一参照美元而改变为参照一篮子货币，并根据市场变化不断增强人民币浮动的弹性。在制度安排和汇率水平调控上，坚定不移地把握主动性，循序渐进，灵活可控地驾驭汇率工具。
要正确处理汇率调整与内外需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币汇率及相关的外汇管理体制适应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激发外部需求、带动国内经济的战略导向。最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外贸、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协调驱动的格局，人民币汇率演变需要更多地兼顾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发展潜力，拥有巨大内部市场，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外汇储备巨大，外资流入正常，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更不能简单沿用“双缺口”条件下的政策导向，而应注重内外平衡的需要。
要正确处理汇率调整与未来国际货币合作的关系。如何准确定位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国际金融地位与角色，正确处理汇率演变与未来国际货币合作的关系，是一个既有战略意义又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国际金融体制既应反映现实实力结构，需要与时俱进，又受制于历史惯性约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要防止丧失机遇，更要避免操之过急。这是在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水平调控过程中需要认真把握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要正确处理汇率演变与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调控经济与社会问题，面临着种类多样、作用互补、相生相克的政策“工具箱”，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贸易政策都是这个“工具箱”中比较活跃的工具，需要交替使用，有效搭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建立以来，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协调有效的，但也有人民币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偏离，出现被动甚至困局的情况，需要从政策定位、政策操作等方面加以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高，这一点就越重要。
要正确把握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关系。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往往具有短期性、阶段性特征；而汇率制度作为金融制度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二者要统一于国家的国际金融战略之中。国际金融战略肩负着复杂条件下表达国家金融立场，实现国家金融利益的使命，是开放大国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率调整作为实现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途径，尽管可能具有上述短期性、阶段性特征，但从长期方向上必须紧紧围绕而不能偏离国家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