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政党执政更替现象反映了一种规律：任何政党执政后都要防止因执政带来的生命力、创造力的衰退，以保持生机和活力。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执政活动的成败乃至党的兴衰。面对考验，有的党“其兴也浡，其亡也忽”；有的“百年老店”宣布关张。而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其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有四大原因。
原因之一：沿着正确方向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继承而不僵化、停止，发展而不变质、丢根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历史表明，执政初期建立的体制往往不适应和平环境下建设的需要，而过于集中的体制又和教条化、僵化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窒息了国家和执政党的活力。突破这个障碍，需要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然而，探索和创新谈何容易？要突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种种错误思想的束缚，存在着出现偏差和走入歧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解决好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遵循着实践探索——总结经验——理论创造——新的实践的正确的认识路线，不断前进，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把坚持、继承作为发展、创新的基础，又以发展、创新保证坚持和继承的实现；既勇于探索和创新，又在重大问题上慎之又慎，强调科学性、全面性，防止简单化、片面性。
以党建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根据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又强调把革命化放在首位；在批判错误思想方面，提出克服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又要求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克服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强调讲新话。这些提法和做法，防止和纠正了各种错误倾向，真正做到了继承而不僵化、停止，发展而不变质、丢根。
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事业发展的紧要关头和重大时刻，作用更加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国内又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尖锐地摆在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既不走回到计划经济、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又不走屈服于外部压力、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一论断突破了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思维定式，为深化改革扫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碍。
原因之二：“新三大法宝”强调执政为人民和执政依靠人民相结合，使党不断从人民中获得执政资源和前进动力
尽管历史上许多政党和政治势力都标榜自己是为人民大众的，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或者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或者始行而终弃。毛泽东深刻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要使人民觉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转引自《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的利益、要求影响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始终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党就能走在时代前列，就会获得雄厚的执政资源和不竭的前进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民生问题。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建设和改革，中国人民实现了温饱，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使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党致力于社会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逐步实现。更重要的是，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创新，八大指出党“是人民完成历史任务的工具”；新时期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服务”；“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之后又进一步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新三大法宝”的核心是为人民，它从执政规律的高度解决了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科学执政是按照客观规律执政，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民主执政是把执政为人民和执政依靠人民相结合，要求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为民做主；依法执政把执政党为人民和依靠人民用法律加以确定和保证。以这种执政理念为指导，党初步建立了一整套代表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和谐的互动的党群关系：党领导、教育人民又向人民学习，从人民中吸收营养；人民接受、支持党的领导又能够对党进行监督。
原因之三：从国情和党情出发，开创一条民主新路，使执政党权力既有效运行又受到制约监督
如何使政党权力有效运行而又受到制约监督，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一大难题。西方民主模式是在政党外部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用在野党对执政党施加压力来监督；在政党内部允许派系存在、互相制约。这些做法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党派纷争不断、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效率低下和党的涣散等弊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