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发展中国家，是指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尽管如此，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看，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状况看，中国无疑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近年来竟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常有一些组织和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提出疑问，甚至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国际责任？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人也提出要“摘掉中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帽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要正面阐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认真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会成为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做出有理有据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自身的国情特点，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权利平等意识缺失使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中国各项人均水平依然较低的客观现实
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主要不是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而是要看其人均水平的高低。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约5.9万亿美元的水平。如果仅从经济总规模看，的确不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中国13亿人口一除，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显示出巨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生产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8594美元）的一半，只排在世界第106位，不到美国（4.6万美元）、日本（3.9万美元）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从消费水平来看，2009年中国人均消费为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32821美元）的4%和日本（23681美元）的5.5%。从人均实物量消费看，2007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2332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少514度，五个中国人消费的总电量没有一个美国人（1.3万度）消耗的多；2007年美国和日本每千人拥有汽车分别为820和595辆，世界平均每千人拥有汽车也达182辆，但到2009年中国每千人只拥有汽车49辆。
恩格尔系数是公认的能够综合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这个指标越高，表明生活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这说明中国人还需要用较大比重的支出来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而用于文化消费、卫生保健消费和休闲旅游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低的多。即使是从享受干净水的人口比例这一基本生活指标看，中国89%的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较远，也低于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从生活水平看，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民众真实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对此似乎视而不见，而热衷于在总量规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这些人士的潜意识里，每一个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或关注的。他们经常谈人权问题，但更多地将其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宣传或攻击，服务于某种利益需要。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是由构成13亿多人口的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来体现的。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应该不会忽略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人均指标，也不大可能不顾人均指标，仅凭总量指标就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其次，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认为，受世界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也不应该享受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一番言论，就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他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在这样的语境中，世界上的人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他们居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裕生活，可以高消费甚至高浪费的方式过好日子；另一部分人，他们居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人均消费水平不及美国的百分之四，即使他们有机会通过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应该有此追求，因为要避免“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平等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这里已经全然不见了。权利平等已经被那种生之俱来的西方优越感所替代。
面对日趋加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加上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不仅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后起国家同样也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所谓“增长极限”并不存在。最为重要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分享人类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同样需要改变其过度消费乃至浪费的生活和增长模式。在这方面，责任的分配同样要基于权利平等原则。例如，在气候问题上，应当坚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相等”的公平分配原则，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的根本所在。
中国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被外界充分了解和重视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窥一城一地之斑，可识全国之豹。而中国仍处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的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大，有些方面的差距甚至还在扩大，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设施、某些富裕人群的一掷千金，很容易让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士产生误解，以局部现象推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
在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大都市，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欧式风格的豪华别墅、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CBD）乃至拥堵繁忙的城市交通，都使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士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容易使他们产生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错觉。事实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是表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享受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水平，有些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居民；而且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可以基本反映发达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在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去甚远。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都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城乡家用电器拥有量差距明显，如在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上城市是农村的1.25倍。同时，与城镇相比，中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低：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不到城镇的三分之一，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到城镇的六分之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较低，目前只有47.5%，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有着3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当来华的外国朋友在五星级酒店品咖啡、在写字楼开视频会时，他们大概很难想象在离市中心不算太远的农村地区，一些村民尚缺少像样的家具和电器，甚至还面临着行路难、饮水难之类的问题。
在中国居住、工作或游览的外国朋友，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游览名胜古迹，旅途中乘坐的是风驰电掣般的动车组，看到的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也堪比迪斯尼乐园。这些都使他们难以感觉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事实上这样的差距还相当大。美国最富的州与最穷的州的人均GDP之比为5.2，日本的相应比值为2.8，中国的相应比值为7.6。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美国最发达的州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是最落后的州的1.6倍，日本的相应值为0.6，而中国的相应值则高达3.5。在居民消费方面，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西部地区的2.3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省区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省区内部，即便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江苏等地，在珠三角和粤北、苏南和苏北之间，其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差距都在2-4倍。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迅速。根据2010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欧美高档商店里中国人的出手大方，使一些外国人也为之侧目。其实，这并非中国成为富国的标志，一定意义上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佐证。根据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排在报告所列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92位，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系数水平大多保持在0.25-0.35之间。从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以中国自身的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1196元）衡量，2009年中国仍有3600万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每人日均消费1美元/天）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尚有1.5亿；以世界银行的标准（每人日均生活费1.25美元/天）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达到2.54亿。事实上，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巴西）的标准。而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
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与中国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来华的外国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短，所居之处多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所交之人多为社会精英人士。由于视野和语言的限制，中国城乡、区域与阶层之间的差距越大，外国人对中国全面认识的难度就越高，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也越大。
出口规模与结构使一些非专业人士高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历史上制成品出口大国均是发达经济体。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后，一些不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新变化的非专业人士，往往会高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2009年中国出口额达1.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6%。2010年这一比重超过10%。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终端切入，参与全球特别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出口多为最终产品，其中包含着相当高比例的进口零部件的价值。如果扣除这些价值，仅在国内形成的增加值规模将会显著小于出口总量规模。当然，如果按人均出口金额计算，中国的水平也会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中国的外贸产品结构也容易令人产生误判。在中国的出口中，95%是制成品，超过30%是高新技术产品，这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类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制成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活动，这与发达国家主要开展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价值增值活动有着明显差别。2009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550美元，远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国（6926美元）、美国（5667美元）。《纽约时报》曾对美国苹果公司一台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手机的价值链进行了解剖：苹果公司需要支付约187美元给韩国、德国、日本等企业购买芯片；而在把来自韩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100多种配件组装之后，富士康的工人们只能得到6.54美元的酬劳。
中国出口产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最终产品比重高、消费品比重高，这给进口国消费者带来严重的视觉冲击，也容易使普通人误把中国当成发达国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萨拉·邦焦耳尼在《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一书中感叹说：“美国的圣诞节简直成了中国人制造出来的节日”，在她2004年收到的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就达25件。从时尚运动鞋到新款笔记本电脑，从常用的衣裤帽到高档手提袋，“中国制造”似乎无所不在。其实，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产品中，包含着大量源于其他国家的高附加价值的零部件。如果严格按照原产地规则管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难以达到“中国制造”的增值比例。然而，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国际分工深化，使很多产品难以用传统的原产地规则来衡量，只好将中国这个最后组装地作为其原产地。
西方民众很容易感受“中国制造”对其生活的影响，但不易觉察中国在服务贸易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劣势。从全球看，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竞争力较强，往往在服务贸易中享有顺差，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低，在服务贸易中长期存在逆差。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中国出口的是廉价的“体力劳动”，进口的是高昂的“脑力劳动”。虽然中国形成了巨额货物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94亿美元，较上年上升149%，这与美国同年1433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盈余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考虑到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造成的“商业存在”方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就更大。服务贸易长期逆差是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往往被国外论者所忽视。
中国出口产品成本由于要素价格扭曲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压低，由此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容易被高估。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依靠低价优势占据市场，支撑这种优势的既有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等合理因素，也有资源价格、环境成本和劳动者实际所得被人为压低等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真实的部分，也有不真实或“虚增”的部分。在土地使用上，部分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减免土地出让金，甚至实行零地价或负地价。2009年，全国105个监测城市工业地价仅为597元/平方米，远低于商业地价（4712元/平方米）和住宅地价（3824元/平方米）。2000-2009年，商业和住宅地价分别上涨191%和297%，而工业地价仅上涨34%。而且，地方政府还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如2004至2006年，九城市违规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47.88亿元。中国的部分能源产品价格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如长期存在“市场煤、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反映的就是政府确定的偏低电价，无法消化市场决定的煤价上升所引起的成本压力。在环境保护方面，2009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4525.3亿元，占当年GDP的1.33%，但经济增长的环境损害成本远没有完整地体现在包括出口企业在内的企业生产成本之中。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长期以来不利于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与此同时，由于相关制度建设滞后，存在着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欠薪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仍有较大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者的应得收益。2009年中国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27亿和1.49亿人，约为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41％和48%。其中，参保的农民工人数为1643万人和5587万人，仅约占农民工总数的7.2%和2.4% 。这种状况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但中长期有损于人力资本建设，将会制约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容易使人高估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
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足，工业化面临“外汇不足”与“资金短缺”的“双缺口”。除了资源出口大国（如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难以积累巨额外汇储备，拥有巨额外汇储备通常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截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数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产生了“财富眩晕效应”，使一部分人以为中国已经成为“富庶的大国”。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有其独特性，与发达经济体有着明显不同。
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国家财富或财政资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是用人民币从商业银行等渠道购得，在成为央行资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央行的人民币负债，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因此，外汇储备虽为央行资产，但非国家财富，更不能用于财政支出。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些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膨胀，但其实质是央行的人民币负债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人均外汇储备额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且有的发达国家更多是“藏汇于民”。2010年中国人均拥有外汇储备2140美元，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也低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国外汇结余主要集中在央行手中，形成国家外汇储备。而有的发达国家“藏汇于民”，民间外汇储量巨大，如2008年日本民间外汇就有3万多亿美元，高出当年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一倍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英国等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发达国家来说，其财富无需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来反映。仅从数量上说，美国国内流通的美元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都要多。
中国大量外汇储备主要不是来源于贸易顺差。30年来，扣除服务贸易数千亿美元的逆差，来源于贸易顺差的外汇储备不到1万亿美元，仅占全部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重要的外汇来源包括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外债和预期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的投机性“热钱”等。
人们大都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却很少注意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不足，而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不强，刚开始进入较快增长阶段。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457.5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存量的1.3%。与此同时，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已达万亿美元。国际投资顺差的一部分形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由于对外投资能力不足，中国外汇储备主要购买低收益的外国国债，而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从海外直接投资中获取较高收益。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第二的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要在2005年至2030年完成由“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转变，提高国家海外资产利息和分红收益的比例。至2009年，日本已连续19年成为持有海外净资产（即海外总资产减去外债）最多的国家，高达2.95万亿美元。中国的境外要素收入到2008年仅流入358万美元，而同期日本为1523亿美元、美国为1333亿美元、德国为594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外资企业创造，且包含着部分对外或有负债。超过四成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出口。据海关统计，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6722亿美元，进口5452亿美元，形成的贸易顺差1270亿美元，占同期经常项目顺差2971亿美元的42.7%。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中国保持了较高盈利水平，2009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形成的利润总额达到7511.5亿元人民币，约合1100亿美元。同期外资企业投资收益汇回为632亿美元，近500亿美元等额的利润被留在了中国境内。如果这部分利润被汇出中国，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地方各色形象工程容易使一些人误判中国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不少世人瞩目的重大工程，既有载人航天、嫦娥奔月、超大型计算机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项目，又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大型盛会，还包括三峡工程、高速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一系列重大工程具有组织难度大、科技含量高、资金投入多的特点。于是，一些人便心生疑问：这些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难以完成的工程，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
其实，中国的这种能力与其人口众多、资源总量较大、政府组织动员资源能力强等因素直接相关。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增长引人瞩目。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其中中央政府掌控的财政收入占51.2%。这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若按人均水平计算，中国的人均财政支出只是美国的5.5%、欧洲发达国家的4%。即使与巴西、南非等国相比，中国的人均财政支出也不高，水平不到它们的1/3。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例如，汶川灾后重建，国家举全国之力，按“一省帮一重灾县”的方式，组织部分地方政府进行对口援建。截至2009年年末，各援建省市及港澳特区到位援建资金379.2亿元，完工的援建项目1346个，原定三年援建任务，两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特殊国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行机制了解不多，容易将规模宏大的工程与发达国家直接挂起钩来。
一部分地方政府在经济实力不强、发展前景并不确定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搞宽马路、大广场等大型工程，使城市白天富丽堂皇，晚上灯光灿烂，这给包括外国人士在内的外界以繁荣发达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地方的财政并不富裕，有的长期捉襟见肘，靠国家补贴。搞华而不实形象工程的资金大都来自卖地收入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收入（32602.59亿元）的43.6%左右。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省、市、县级融资平台的贷款比重分别为29.31%、51.99%和18.70%。其中，项目、借款主体、财政担保等不合规贷款形成的风险敞口约为1.8万亿元，占比23.63%。 那些主要着眼于政治账、不大算经济账的政绩工程，即使从长期和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也可能是亏本的，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预算约束不力情况下依靠寅吃卯粮筹措建设资金的做法，不仅提前透支了当地经济长期发展潜力，也给未来留下了难以控制和化解的财政金融风险。
若干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命题之所以会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大，很容易掩盖人均指标水平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缺陷等问题，产生所谓的“规模眩晕症”或“规模掩盖症”。这一点容易使一些人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产生误解，也可能被少数别有企图者所利用。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要把人均指标摆到突出位置，准确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和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今后几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而美国为刺激经济、转嫁危机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应升值，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仍可能出现超出预期的变化。根据近期有关研究，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有较大可能在2020年以前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在这种背景下，更有必要把人均指标，特别是有关民生状态的人均指标摆到突出位置，适当淡化总量规模指标。这不仅对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是必要的，对我们自身准确把握国情和发展水平也是必要的。
第二，要避免因经济规模快速扩大而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换、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时期，国际国内、城乡、区域、产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传统体制遗留下来和新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容易被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所掩盖，正所谓“一俊遮百丑”。然而，相对于总量规模指标，更能反映现阶段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是结构性指标和体制特征，而且经济总量规模增长势头能否保持下去，也将主要取决于结构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型能否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观察、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既要看总量规模，更要看结构和体制特征，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从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多个维度展示中国的全貌，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应该说，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主要是由于获取信息有限，同时我们的对外宣传也应有针对性地改进。在外界普遍关注我国经济总量规模的情况下，应加强对人均水平和结构特征的介绍。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适当引导其到欠发达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在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内宣传建设成就要注重实事求是，既要讲成绩，也要讲不足。重要的是，逐步争取国际上的舆论主导权，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对外宣传，客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真实的发展状况。
第四，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整体国力的增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广泛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相应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大体相同的人均发展水平上，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要大于人口较少的国家，因而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相应多一些。即便如此，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发展水平的“基本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超能力”承担责任的说法，应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解释和周旋。“超能力”承担责任不仅会对我国发展带来额外负担，还可能成为误解中国发展水平的原因之一。
第五，加快科学发展、结构转变、深化改革，使中国平稳进入高收入社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强国。现阶段中国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在全球排名上呈现的差距，一定意义上说表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于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排名居前的变化，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能头脑发胀。要毫不动摇地抓住、用好难得的发展机遇，切实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巨大经济规模掩盖下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使人民群众公平而充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快提高人均指标和结构指标在全球排名中的位次。这既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努力方向，也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外界对我国发展水平的误解。
（参加讨论和提供资料的有隆国强、张丽平等）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