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艰辛探索。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是这些人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毛泽东的探索，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十分有借鉴价值。笔者拟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梳理这位人民的领袖晚年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方面的得失，以资今人借鉴。
一
所谓共同富裕，具有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其一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二是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不存在两极分化，保持着适度差距，这种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是大富和小富的差异。
因此，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前者要求共同富裕必须建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率作物质保证；后者内在地包含着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简而言之，欲实现共同富裕，则必须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毛泽东作为一位现代无产阶级领袖，他把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他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富裕的社会。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种保证人人都有饭吃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所以他选择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毛泽东一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最高己任。对他而言，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原则。在通向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应该始终贯彻共同富裕的原则。对于毛泽东而言，社会公平应该是终极目标，经济效率应该从属于这个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个目标。公平是效率的归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进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践履者。毛泽东认为，即使效率很低，也应优先保证公平，因为公平是效率的目标。毛泽东并不是忽视经济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远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终为公平服务。
综观毛泽东一生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泽东对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设定：作为起点，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有相同的公平机会和权利，这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为过程，共同富裕意味着同步富裕，集体致富，宁愿慢点，但不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反对个人“单干”致富。因为那样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来说，就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对于同一时空而言，先富者和后富者是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异的，虽然先富者的后代和后富者的后代在若干世纪后在同一时空都会富起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结果，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人都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所以共同富裕意味着同等富裕。同等富裕当然存在差别，但绝不是差距。从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的设定看，他把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社会公平的标尺贯彻在他所探求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全程中。
二
如何实现毛泽东所理解的共同富裕呢?晚年毛泽东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把现代化作为建立共同富裕的物质手段。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那样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共同贫穷。社会公平是需要经济效率作物质基础的。他一生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公正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实现经济公正，才能建成先进经济”。毛泽东坚信，只有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结果，因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在私有制条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为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铲除剥削的根源，可以消灭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对平均主义，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又可以保证每个人靠自己劳动都富起来，不会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产生两极分化。因为人的技能，体力差异是很小的，“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所以“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原则进行产品的社会生产和支配，以使所有劳动者都能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他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国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能从起点(所有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过程(按劳分配)、结果(所有人都富裕)三个环节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
毛泽东锁定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不仅仅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还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能带来高经济效率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在吸纳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积极成果基础上发展的一种制度。它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丰裕，因为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它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铲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阻挡生产力正常发展的种种障碍，能保证物质财富在其应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成员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实现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当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所以毛泽东一生对资本主义是持厌恶态度的。对他来说，一定时期的资本主义存在是一种必然，但只是一种手段。他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去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去发展生产力，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但他始终处处提防资本主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因为走资本主义是一条漫长而又痛苦的道路。所以他晚年要在各个层面去铲除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除资本主义的来源”，“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产生的观念根源。
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内在含义就在于从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的实现必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保证。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主义无异，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无从发挥，这种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为此，晚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中国既有的国情和历史出发，设计了他心目中的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通过现代化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此出发，毛泽东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层面进行了具体构划。
经济上：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毛泽东认为，使农民摆脱“陷于永远痛苦”状况的“惟一办法”是“集体化”，因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毛泽东看来，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村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个体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同时又不适应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需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互助组比单干，大社比小社更能发展生产力，大大增加农业产量”。毛泽东坚决反对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一年就要分化”，“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主张集体同步富裕，反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那样会造成贫富分化。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既适应现代机器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又可以使农村社会经济改造成为单一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便于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这样就可以避免贫富分化，保证所有农民都能同时富裕起来。
在城市，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有效地实施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后，毛泽东相信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会大大提高，因为人们第一次是为自己劳动。他相信公平的社会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广阔前景。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置于社会公平的目标之下。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就非常重视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实质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最终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正是在公有制确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毛泽东相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快速地把中国人民带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后来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是把共同富裕的实现建基于现代发达的生产力之上的，他对经济效率也是高度重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为了“促生产”。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把大兵团作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于发展经济，“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就是这一产物。
如何在各地发展中保持同步前进呢?毛泽东运用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全国发展设置了均衡协调发展目标，要求全国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实现全国经济一盘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西部开发，如大三线建设，就有在经济布局上均衡发展意图。
如何做到全国人民同时富裕呢?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同样致富的机会和权利，按劳分配为全国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提供相当的积累资金，毛泽东主张实行低工资制度。每次工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实行低工资的前提下，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差别过大。为了真正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参加劳动，因此在全国推行普遍就业，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健全社会主义集体福利和社会主义基本保障制度，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基本的社会财富。
总之，毛泽东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经济方面的设想是通过建立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去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集体劳动，在生产力逐步发展基础上通过公平分配、同步实现共同富裕。
政治上：毛泽东非常注重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发展生产力。为了防止权力为少数人谋私的结果，避免人民的公仆沦为人民的主子，毛泽东经常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去反对腐败。经济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来保证。为此毛泽东极力想通过“群治”的方式去谋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过广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保证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对官僚主义深恶而痛绝，对腐败更是毫不留情。为了防止他所领导的政权变为特权阶层的工具，他不惜砸烂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沦为“修正主义”。毛泽东一生视人民为上帝，所以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证，一直在探索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他要求人民公仆应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此他经常用整风、运动的方式去教育人民公仆。
文化上：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他鼓励人们应该见利思义。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撑，是人民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重要保证。解决人们利益矛盾，单纯靠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够的。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共同富裕信念去为经济效率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要鼓励人们多想大家富，少想个人发财，要走共同富裕、集体致富道路。个人富了不忘带动、帮助后富的。毛泽东晚年一直反对个人单干发家致富，所以他不仅铲除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经济基础——私有制，而且还要人们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斗私批修”。他认为“人越穷越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好办”。他认为要富大家一起富，走集体致富道路，他之所以消灭私有制，乃至铲除个体经济，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剥削先富起来，在中国会出现贫富分化，出现他所担心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与他追求的走集体致富的同步富裕道路是相违背的。毛泽东反对过分地强调物质刺激，反对人们对物质欲望和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他所要求的共同富裕，也隐含了精神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内涵。他强调用思想教育鼓励人们为天下人发财，走大家一起富的道路。毛泽东还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去做”。显然，毛泽东反对割裂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凭空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突出为可以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把政治工作简化为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而是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三
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实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从经济效率上讲，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为以后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毛泽东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前提。
从社会公平讲，毛泽东启动的中国工业化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中国人民从中国现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在毛泽东时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实现了共同进步。虽然由于总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在低水平基础上的共同进步近似于“共同贫穷”，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为公平的时代。所以，晚年毛泽东的探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但是，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将社会公平理想化、绝对化，乃至变成绝对平均。到其后期，乃至把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时期公平的社会分配方式也视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视为资产阶级法权，拟将其取消。他把收入差距的有无和大小看成公平与否的标准，导致了陷入平均主义的窠臼。毛泽东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把集体组织、规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的优越性绝对化，夸大化，忽视这种优越性所依赖的生产力基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强调所有制的过渡，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公而又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结果在实践中，越大越公越好的错误思想在全国城市和乡村都造成了贫富“拉平”的恶果，将按劳分配之外的一切其他收入包括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收入都视为不公平而被取消。这样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就演变成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毛泽东对贫富分化甚为担忧，发展到把人们之间的正常收入差距也视为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样实际上就把无差别的绝对均等当成了共同富裕，陷入了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公平优先，并且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他深信社会主义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公平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现实条件的。而这正是中国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缺乏的。所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常常无从发挥。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是人们觉悟不高，所以他一再发动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一再借助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结果成效仍不大。
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空想。每个人的主客观条件的差异都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同时、同步富裕。追求一齐富，结果大家都富不了。社会的发展注定了必然有一部分人要为此付出代价，这是社会发展的铁的定律。过于理想化的毛泽东执着地追求一种近乎乌托邦的理想目标，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尽管毛泽东主观上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统一的共同富裕目标，但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近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接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造成了社会经济效率的长期低下，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所以尽管有“公平”的分配，却仍造成现实中普遍贫穷的结果。毛泽东渴望的共同富裕并没有能够很好实现。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带着他的人民仍然贫穷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虽然并不很成功，但是他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他对共同富裕道路的艰辛探索，都深深地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晚年毛泽东的探索，为中国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晚年毛泽东的探索，就没有我们今天通向共同富裕的坦途，就更不会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人类的千年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