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绝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的80后、90后。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开创了中华复兴的伟大征程。
刘仁静：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
19岁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生于1902年，卒于1987年。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小组，1921年7月代表北京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时年19岁，是与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据称，刘仁静从小聪慧，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16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因受新思潮影响转入北大哲学系、英文系，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颇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
刘仁静后来评价一大时候的自己“比较积极”，“积极性主要表现在热心钻研马克思主义上”。张国焘说他，那时候是个书呆子，逢人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据称，有一次，在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众人皆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封给他一个“小马克思”的称号。
刘仁静熟读马列著作，“好争气多论辩”，是很多人眼中不争的理论家，但也给人留下了不切实际的印象。一大结束时，刘仁静与毛泽东握别，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刘仁静认为，“这当然是针对我在会上夸夸其谈不结合实际而发的”，而毛泽东的忠告，他是“经过好多年才逐渐领会它的意义。”
一大时期的刘仁静，除了“小马克思”称号外，他狂热的爱国激情、不畏艰险投身革命洪流，甚至“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的行为，也让人们看到了“书呆子”的血性。1919年6月3日，为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北京各高校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抓走178名学生。被激怒的刘仁静，不顾成群军警，坚持上街，被捕入狱。一个月后，在拒绝北洋政府更换北大校长的斗争中，他更是不惧坐牢以示抗议。刘仁静的儿子刘威立说，父亲以不妥协的姿态应对刑讯，招致“受虐最甚”。入监后的刘仁静，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的狱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李大钊夸奖刘仁静：“小小年纪肯奋斗”。
陈潭秋：处事慎重细致的热血青年
25岁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生于1896年，卒于1943年。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五四运动时，曾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党的一大。曾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43年，在新疆迪化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辛亥革命时，投笔从戎的人不在少数，陈潭秋不以为然，他说：“以有用之身，应留待有用之时。此时投笔从戎，成不过许褚张辽之徒，败则为蝼蚁耳。”即使毕业后，因为形势所迫，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以至“经常以典当借贷维持生活”，陈潭秋仍“处之泰然，不以为苦”。
包惠僧回忆，1921年春，武汉的党团工作均由陈潭秋负责，在约八个月的时间中，无经费、无计划，他仍坚持将党团工作继续发展，并吸收新人入党。在这期间，武汉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在各学校都有发展，陈潭秋还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传播新思想，在当时教职学员中颇有威信。
1921年时，陈潭秋25岁，是一个热血青年，但是个性使然，他处事慎重细致。一大会议上，争辩激烈，陈潭秋积极参与，他同包惠僧讲：“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同样重要，或者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由此可见他的理性。包惠僧回忆，陈潭秋“发言不多，但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
或许正是这样的个性，使得陈潭秋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能够担当重任。周恩来总理曾评价，陈潭秋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王尽美：辞世最早的一大代表
22岁
王尽美，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人。生于1989年，卒于1925年。1919年参与五四运动，是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1年春，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后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5年，因积劳成疾，在青岛病逝，他是最早辞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生于佃农家庭，未出世父亲就去世，由母亲带大。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非常曲折。因天资聪颖，王尽美成为地主儿子的陪读，后来地主儿子暴病死亡，他被视为克星逐出门。其母看儿子痴迷读书，想办法让他读了学费低廉的私塾，结果受辛亥革命影响，私塾又被废除，幸亏王尽美成绩优秀，新式初等小学的校长破例免除学费让他继续学习。初小毕业后，王尽美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全免学杂费读枳沟镇高等小学的机会，在那里他结识了传播民主思想的王新甫先生，读了很多进步书刊，萌发了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8年，王尽美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尽美被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带领各校学生参加反日救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因而出名。1920年王尽美代表山东学生去北大联系事宜，有幸结识李大钊，并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因此迎来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促成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秋，王尽美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积极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接着又在济南贡院墙根街的教育会里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五十多人。1921 年初王尽美发起组织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一大，这年他22岁。同年冬天，他在学校壁报栏内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讽刺文章，触怒校方，被开除学籍，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张国焘：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24岁
张国焘，江西萍乡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9年。在中共党史上，张国焘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各地工农运动，参与领导过红军的鄂豫皖根据地，但后来却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最终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共历史上的“叛徒”。1979年于加拿大病故。
刘仁静评价青年张国焘：精明能干，喜欢出风头，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一般不肯错过。在刘的印象中，张国焘是“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干事，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国民杂志社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能力和才华都出类拔萃。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张国焘把讲演部的人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分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在痛打卖国贼的示威游行中，他始终冲在前面，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据称，张国焘出狱的时候，北大学生都去校门口欢迎他，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列，像个凯旋的英雄。五四后，北大学生邓中夏称，张国焘是“学生要人”。
因为在学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张国焘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短暂的流亡岁月。在上海时期，张国焘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共产党，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和他谈到了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从上海流亡回来后，张国焘开始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列思想的书籍，开始了另一段生命历程。1920年，张国焘参与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书记，他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北京党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去长辛店组织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在组织长辛店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邓恩铭：一大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20岁
邓恩铭，贵州省荔波县人，水族。生于1901年，卒于1931年。1921年作为山东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一大，时年20岁。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他是唯一来自西部偏远山区、唯一的少数民族、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荔波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何羡坤说，“虽然邓恩铭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于山东，但骨子里的那股劲与生他养他的故乡、与他的民族特质密不可分。”何羡坤所谓的“民族特质”，是指水族人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据说，邓恩铭10岁时候就用歌谣叹息民生之艰难：“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邓恩铭16岁时，投靠叔父到山东求学。叔叔之所以愿意接他到山东读书，是希望他学成之后能承担家族光宗耀祖的重任，没想到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全家人对他格外担心。父母希望他“迷途知返”。他却在信中反劝父亲：“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
1921年春，邓恩铭与王尽美等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参加一大，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支部，任支部委员。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后受到列宁接见。1925年4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从1925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邓恩铭三次被捕，牺牲时年仅30岁。
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并以诗抒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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