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可以说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他们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教授不仅在年龄上没有优势，而且根本没有类似的成就。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当时这些人都很年轻，比如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才27岁，与其年龄相仿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不仅学有专长，而且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承担起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可以说，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时代。他们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比如梁思成的美国学生费正清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胡适的女学生吴健雄也成为美国优秀的物理学家，西南联大也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教授不仅在年龄上没有优势，而且根本没有类似的成就。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废除科举制，教育独立，解放了中国知识分子
20世纪伊始，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等内容。在新政中，废除科举、育才兴学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从此，大家的聪明智慧可以用在现代科学知识方面，从而为大师的产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社会环境。
比如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1904年在南昌应童子试，文章写得很好，却因为在交卷时不慎滑倒，被泥水弄脏试卷，未被录取。当年的主考官沈曾植虽然对这份考卷非常赏识，却也爱莫能助。后来他在母亲的熏陶和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对植物学产生兴趣，并以此为终生志业。与此同时，胡适和他的一些同窗好友如任鸿隽、竺可桢、秉志等人，因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科学知识，终于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领军人物。
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使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权力受到限制，因此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成为当年教育的基本特色。在教育独立的体制下，教育部及其他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干涉很少，学校的一切事务，包括教授聘任、教材选择、教学目标和学生管理，完全是教授和学生们说了算。当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称自己是京剧舞台上的“王帽”(皇帝)，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因此他有一个“寡言君子”的雅号。当年清华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与上级部门的宽容以及梅贻琦校长的无为而治有关。
早在梅贻琦担任校长之前，罗家伦当过清华大学的校长。罗是一个党派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为了强化管理，他对学生实行军训，并提出统一着装、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无故缺席要记小过一次等要求。为了以身作则，他每天早上都要身穿军服，脚蹬马靴，与学生一齐出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还是清华的学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上早操。按照罗家伦规定，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开除学籍。眼看自己已经记小过八次，再记一次就要被开除了，沈有鼎正在发愁，恰好冬天来临，早操在大家的抵制下被取消，他才躲过一劫。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当年刚刚考入清华，因为受不了早操制约，又转学到了师大。由此可见，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够宽容、不够开放，像沈有鼎和张岱年是很难成为学术大师的。
大师级人物的理想与动力
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主观因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颇具代表性。
蒋梦麟的祖父是个商人，但是他的父亲却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但没有成功。因此，他决心让儿子受现代教育，以便掌握发明创造的秘诀。蒋梦麟小时候不喜欢读书，曾经把私塾视为监狱，甚至想烧毁私塾，杀死先生。后来他在回忆童年时代时颇有感慨地说：“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他还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强调理想的教育，比强调兴趣的教育更高一筹。
胡适的好友、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对女儿任以都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她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
因为具有理想，人生才有动力。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曾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他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他认为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就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衣服那样舒服自由。与此同时，他还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为此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正是这种对理想价值的追求，让蒋梦麟在许多领域获得巨大成就，成为一位大师级人物。
爱因斯坦认为，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一样。爱因斯坦还说：“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因此他强调学校不仅要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应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爱因斯坦的这番话，为大师的“炼成”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作者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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