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词来到中国，不过100多年。但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却是一个历史事实
“民族”作为一个外来词译介到中国，已经有了百多年的历史。而民族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存在和发展，则有久远的历史。长久以来，直至近代，在与世界范围的他国和他族的交往还比较有限的时代，中国人并没有“中华民族”的自觉。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便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一词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所使用，为中国人所理解，其含义也在中国人使用和理解的过程中为中国人所改造。今天被中国人使用的汉语“民族”一词，无论与当年刚刚译介到中国时相比，还是与当今西方语境中的“民族”相比，都已经不完全相同了。
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艰巨任务。其“中华”概念，无疑是千百年来“中华”概念的延续，但更是这一概念的发展。100年前的“中华”，已经全然不同于“五胡乱华”时代的“华”，也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代的“中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把自己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族”对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推翻满洲贵族统治，复兴汉民族统治的意思；“民权”对应“建立民国”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意思；“民生”则对应“平均地权”。
这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中华”，可以视为汉族的同义语。其他一些同时代的中国人、革命者也是这样认识“中华”的。激愤的革命党人起初并不认为满洲人是中国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人者哉！”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革命派所呼吁动员其奋起革命的“四万万同胞”，也是“皇汉民族”的同胞。在一部分人的潜意识里，这四万万同胞不仅不包括满族，也不包括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受了260年压迫的汉族起来推翻满族的统治。无论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还是当时出现在各种革命宣传文章中“汉种中之一汉种”、“辕孙”、“汉驹”等等笔名，都清楚地反映了革命党人的这种认识。
但是他们错了——不是错在倡言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而是错在认定建立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不是中国人。这种错误当时就被主张维持清朝统治的保皇派抓住。梁启超指出：爱新觉罗氏“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不见鲜者……。并进而提出中国应当“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其师康有为甚至早在戊戌变法时就主张“满汉一家”，用“中华”二字作为国号。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观，成为其整体上被时代潮流所淘汰的保皇观点中的合理内核。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伟人，很快接受了对手的正确观点。及至数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一时间为中国各民族、各阶层所认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族一族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民族自觉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五大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压力下，在“五族共和”口号的感召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很快被迫同意交出政权，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表示：因“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袁世凯上台后，也立即宣布：“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这就表明，在民国取代清朝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满汉两族的统治者都承认了“五族”同为中国民族的事实，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也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中国人在使用“民族”概念的过程中，在深化认识中国民族国情的同时不断将其中国化，明确其界定和含义
“民族”概念的引进和使用，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其含义并没有马上得到明确的界定。何为“民族”，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中一度是模糊的。这也符合任何一个外来社会科学术语本土化的规律。辛亥革命曾被称做“种族革命”，当时的西方人也一度使用“Five Races”来描述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Races/民族”与“Nationalities/民族”的区别那时基本上还不为中国知识界所知晓。
实际上，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民族”概念在西方也不是很清楚的，使用上也并不十分严格。当谈及欧洲各国的民族构成时，恩格斯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欧洲的许多国家是一国多族的。当时“族”的英文表达是“nationalities”。马克思曾经在其论及中国问题的著作中使用“race”一词。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他把满族称做19世纪中国的“统治民族”：“（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英文原文为：It is several years since she（Russian）took possession of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mur, the native country of the present ruling race in China。 这里“族”的英文表达则是“race”。
随着“民族”概念的使用，国人眼界渐开，在拿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思考和探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同时，逐渐发现不能简单照搬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那一套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民族问题。
但是“民族”一词的使用却从此不辍。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在“中国民族”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双重的含义上使用了“民族”概念。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但是对于后来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则表示反对。大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种族”一词渐渐不复与“民族”通用，退而专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人种”。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此文前面的“多数民族”显然意为“多个民族”，亦即后面提到的十分之九以上的“汉人”和“数十种少数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多个成员。这里，毛泽东也已经在中华民族及组成中华民族的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这样双重的含义上使用“民族”概念了。“民族”在此后的使用中，概念和定义逐渐清晰。及至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理论上受苏联影响固然很大，但是民族理论界也反复辩论探讨，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族”概念与苏联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双重含义也自此得以确立。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至中华民国初期，中国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也接受并使用了“民族”概念，以指称自己和国内的其他各民族。民国初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蒙古地区发生分裂。而西蒙古王公会议于1913年初在归绥召开，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哲布尊丹巴驻地）”，反对外蒙古独立，会议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份通电可以被看做是中国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向国内其他民族和世界宣告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成员的政治宣言，也是少数民族使用“民族”概念的较早事例。
西藏的情形较为特殊。由于历史、地理及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对于西藏的影响相对要慢要小一些。辛亥革命爆发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出逃英属印度，西藏局面混乱。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即将原清朝驻军由印度递解出境，并中断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但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未宣布西藏独立。朱绣在其所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中对他1919年的西藏之行做了详细的记述：“国务院电咨甘督张广建特派专员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轻骑减从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1920年）四月上旬，朱绣等出藏回甘，濒行之际，达赖设筵祖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以而为之。……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藏族人民的另一位领袖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赞成“五族共和”的口号。尤其在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前往内地之后，他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国家的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早在1925年，北京政府召开善后会议，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即在《班禅致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中重申“五族共和”的口号，号召中国“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弟兄、如手足”，共建国家，并对国内军阀混战，当政者漠视边疆少数民族，在建设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等问题上“徒作纸上之空言”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在其晚年，他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呼吁政府和全国同胞“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直到圆寂之前，他还不忘呼吁“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实现藏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民族”概念双重含义的运用，在这里已经十分准确而娴熟。
当代中国人在汉语语境中使用的“民族”概念，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意义。把在“中国各民族”层面使用的“民族”全部改译为“族群”，可能并不妥当
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来从事其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活动，利用的是一个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事实，而不是无中生有地把中国说成是多民族国家，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人皆“入我彀中”，再以售其奸。民族既是一种人们共同体，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个过程。民族的存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成为民族概念和民族意识，这种概念和意识也在发展演变。以中国而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发展进步，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民族”概念当然也处于演变和发展之中。今天的“民族”一词在中国汉语语境中的使用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学术界和中国社会已经约定俗成地普遍认可了“民族”概念的双重含义并予以使用：在“中华民族”层面的上位概念和在56个民族层面的下位概念，“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大体可以等于英语中的Nation、Nationality或People，亦即中华民国时期曾经使用的“国族”。56个民族层面上的“民族”却并不完全等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换言之，我们可以把英文中的Ethnic Group译为“族群”，却难以把汉文中作为下位概念的“民族”统统改为或译为对应于英文中Ethnic Group的“族群”。
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某些外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郝瑞就提出“（汉文的）民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把它翻译成英文，有好的翻译吗？没有。”笔者揣测，这应该是中央民族大学英文校名于2008年11月由“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汉语拼音之“民族”） University of China”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中国民族报》英文刊名“China Ethnic News”在2010年4月改为汉语拼音“Zhongguo Minzu Bao”的一个原因。这既是语义学上的一个困境，源自中国人使用“民族”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将其中国化，更是由中国不同于苏联、美国等多民族/多族裔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国情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学学者面临着一个双重的、甚至是含有悖论的任务：向国人介绍西方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既不能自说自话、脱离世界、对国际上特别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不予理睬，也不能照抄照搬、全然不要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那些经过长期历史演进形成的话语习惯和约定俗成，恐怕不是我们今人的好恶所能轻易改变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