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最近几年，各种形式的纪实性写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历史”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就我自己近些年的阅读经验来说，印象深刻的，多是纪实性的作品，而较少非虚构的小说作品。例如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喻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戴莉》、卢新华的《财富如水》、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
拿到一本杂志，我也总是先读纪实性的作品，例如《上海文学》上袁鹰、陈若曦等人回忆往事的散文，《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收获》杂志上“河汉遥寄”专栏的文章，《人民文学》杂志的“非虚构”栏目作品，《西湖》杂志上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说，我是研究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创作的，应该对小说作品更感兴趣才是，为什么阅读热情反倒在彼不在此呢？
我细想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小说大都写得太虚假、太琐碎、太无趣。事实上，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读小说，而且也很有读小说的耐心，却也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有些获了大奖的小说，他们翻了三四遍甚至七八遍，可就是读不进去，最后，只好废书不观。就这样，因为无聊和虚假，小说成了一种怪异的事物——阅读这样的作品便成了痛苦的折磨，而不再是快乐的精神享受。
本来，小说是一种最受读者欢迎的大众文体，因为，它能通过虚构，抵达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更加丰富的真实信息。然而，现在的许多小说家缺乏对小说最重要的特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尊重。他们把“虚构”当做一种不受节制的特权，所以，无论叙事，还是描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随意和任性的态度。表面上看，有的小说作品的细节描写生动、鲜活，很具有生活气息，但是，本质上却芜杂而琐碎，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感和意义感。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行为的时候，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一路写下来，完全无视人物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如此一来，小说的虚假和不可信，便不可避免，而日渐失去读者的信赖，也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事情。
其实，求真实，忌虚浮，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实录精神”，或称“直笔精神”，一直是我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所包含的写作伦理不仅成为几千年来影响我国的历史叙事的“百世大法”，而且对我国的小说叙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实录精神”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些精神，与现代小说理论所强调的“客观效果”和“真实可信”是一致的。曹雪芹在说明自己写作《红楼梦》的原则时所强调的那种“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老实态度，体现的就是别样形式的“实录精神”。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虚构性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为了矫正当下文学创作的虚浮不实的风气，一些杂志和出版社，便大力提倡“非虚构写作”，借以强调现实感和真实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巨流河》等纪实性作品的出版，同十多年前《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一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只有了解真相，人们才能获得一种踏实而安全的感受。德国作家伯尔说：“真相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信息——它被交付给人类，是一项人类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否认真相——就如同逃学，可惜的是，谁也不能永远逃学。”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马尔克斯说：“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当代的纪实文学的繁荣，不仅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和深刻，也给虚构性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