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实践的评价和建议：
第一，重庆的实践让人看到了希望，令人十分欣慰。包括“唱红打黑”、公租房在内的民生举措让人看到党的优良传统回来了。这些年，一些官员，“我是谁”发生了错位。“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搞不清楚。有相当多的官员把他自己看成是官，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失掉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为了自己能够做官，到期能够提拔，为了位子甚至可以雇人杀人，我们党风的败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即吏制的腐败。重庆重新捡回了我们党的传统，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东西。
第二，非常赞同重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抓存量，也抓增量的做法。其中，重庆做好公有制增量的做法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没有看到。中国应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经济。没有这一条，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三，期待重庆已有的民生实践能够为全国做出榜样，提供经验。
第四，重庆应实践邓小平的“两个飞跃”思想，即在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探索集体化、集约化的经营模式，打破那种依靠“公司+农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传统发展路径，探索一条有利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经验。
关于共同富裕：
第一，中国应该形成推进共同富裕的共识。社会主义绝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应该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重要性、紧迫性，正视两极分化的现实和危害，否则，中国很可能陷入历史兴替的周期律，引发新的革命或国家的分裂。
第二，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和动摇，根源就是部分干部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干扰和侵蚀下，出现了错位的理论创新、丧失了社会主义理念，结果搞不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导致国资大量流失，工人主人翁地位弱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必须清晰界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经济制度是判别社会制度的标准，不能通过用形式代替内容等偷换概念的途径来掩盖社会主义本质。例如，绝不能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社会公正”。
第四，必须找到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有效措施。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其中，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人，应探索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有企业管理方法。应注重强化企业管理人员的理想信念，健全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制度，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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