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整合人才和资源

黄泰岩：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明确讲到，要在全国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具体任务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柱地位初步形成，服务业比重从目前的75%左右提升到78%，打造“北京服务、北京创造”品牌。应该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既可以为北京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又可以推动北京经济的转型升级，达到转变与发展的双赢效果。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3%提高到2015年的8%。北京将其提升为支柱地位，毫无疑问所占比重会更高。北京的现代服务业如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教育培训、金融业在过去的10年中获得了12%以上的增长速度，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转变与发展的双赢，如何在转变中不降低发展速度？我认为，关键在于实现出口、投资、消费三者的协调拉动，即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绝不能放弃投资拉动。单纯的投资没有对错，核心是往哪里投。只要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投资就可以起到“一石两鸟”的效果，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统一。

北京如何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又加大投资的拉动作用？北京的发展，一定要利用社会资源，利用他人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北京必须借助已有的优势，整合全国甚至全球资源实现北京的科学发展。应该说，北京未来的发展，关键是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整合全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才和资源，使北京能迅速转变发展方式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才是北京所需要的巨大智慧。

■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应注重从四个层面推进文化创新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是当前首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文化创新。

第一个层面是北京文化价值系统的创新。北京文化创新的焦点在于北京文化精神的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灵魂所在。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涵的“北京精神”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应该作为“北京精神”的主导性内涵广泛弘扬，同时，还需要继续予以丰富和发展。例如，北京市民同全国其他地方人民相比，有一种“方正”气质，即见多识广、做事规范、有大家气派等。同时，北京市民还有“侃平”的传统品格，即以侃而促使内心平衡。更加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各界对北京文化精神的持续追寻渴望，还可以动员市民更加自觉地参与北京文化建设过程。

第二个层面是北京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重心在于妥善协调北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应该以事业导产业，即事业引导下的产业化。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中的一部分又不能不推向市场，注重经济效益，不能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再生产。所以在当前条件下，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面向公众日常生活，可以归为文化产业，要按市场经济逻辑运行，放开、搞活，自主生长，形成良性循环链条。同时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即涉及公众精神生活、文化传承延续的部分，应该归为文化事业，不能单纯按市场规律运行，更不能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而需要政府及全社会予以扶持、保护、补贴。

第三个层面是北京文化传播系统建设的创新。北京拥有很多中央级的传播系统与传播平台，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进一步拓展先进的传播技术平台，建立由政府、团体、个人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传播平台，合力传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传统。在这里，打造知名传播品牌，以品牌服人，十分关键。北京除了已有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知名文化传播品牌，还应继续打造若干在全国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发展文化经纪人市场，实施北京国际艺术节海外推广计划等等。

第四个层面是北京文化符号系统建设的创新。一是老北京文化符号。一方面，要保护老北京文化符号，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另一方面，还要重新“发现”那些在古都生活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古老而又暂时隐性的文化符号。二是新北京文化符号。北京已有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新文化符号，应当继续设计和兴建一系列新文化符号。三是国家文化符号。北京已有如五星红旗、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文化符号，还应建设一系列新的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文化符号。四是全球文化符号。一方面，创造一批能代表人类普遍性标志或身份的文化符号，这是北京作为“世界城市”所必需的全球普遍性的显豁标志；另一方面，创造属于北京地方独有而同时又能产生世界影响力的地方文化符号，这应是北京作为“世界城市”所必需的地方特异性的显豁标志。